解密：陈伯达如何当上毛泽东秘书？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籍。1927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赴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1930年归国后，他相继在北京中国大学、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马列学院担任教职，并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军委、中央秘书处、中央政治研究室等多家机构供职。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中国四大家族》、《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等颇具影响力的政治著作，成为了当时中共党内知名的理论宣传家。1945年，他在中共七大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并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中递补为中央委员。中共八大后，他再次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曾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及《红旗》杂志总编辑等职务，并著有《毛泽东论中国革命》等作品，同时协助毛泽东草拟了一些党的文件。在“文革”期间，他担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积极参与了林彪、江青等人的夺权阴谋活动。1973年，他在中共十大上被开除党籍。1976年9月，他被捕入狱。1981年，他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后因保外就医，于1989年9月在北京去世。

一

陈伯达，原名陈建相，字尚友，诞生于福建惠安县岭头村一座破败的秀才之家。在15岁那年，他以末位的成绩顺利考取了陈嘉庚先生所创办的厦门集美师范学校。在师范学校度过了两年半的学习时光后，他返回故乡惠安，担任了一名小学教师。次年，他又踏上了厦门的讲台，开始在厦门小学任教。

任教于厦门小学时，年仅18岁的陈伯达不仅在三至四所小学同时授课，而且于厦门同文书院深造英文。在忙碌之中，他仍能挤出时间笔耕不辍。1922年4月，《学生》杂志第九卷第四期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兵？否？》，署名陈建相。同年，19岁的陈伯达对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深深崇拜诗坛新秀郭沫若，反复研读《女神》，并忍不住写信向郭沫若表达自己的感受。郭沫若的回信令他欣喜若狂。

1924年，陈伯达在中共早期党员、福建籍的张觉觉的协助下抵达上海。他一边担任一家小型报纸的记者，一边投身于上海大学文学系的学习。上海大学，这所学府乃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与中共携手创办，虽由于右任担任校长，实则由中共党员邓中夏担任总务长，成为学校的实际掌舵人。在这所校园中，不仅有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恽代英、萧楚女、张太雷等执教，还有众多进步学者如陈望道、沈雁冰（茅盾）、郑振铎、俞平伯、施存统、蒋光赤等，他们纷纷受聘于该校授课。陈伯达在这所充满共产主义氛围的学府中，接受了共产党人的深刻影响，并初步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理论。

1925年春季，陈伯达重返厦门。彼时，正值国共合作推进大革命的风云际会，年仅二十一岁的陈伯达深信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经他人引荐，毅然加入了国民党。

二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离革命道路，开启了所谓的“清党”行动，首先在上海向中国共产党发起了血腥的进攻，赵世炎、陈延年等众多杰出的共产党员在蒋介石的枪口下英勇牺牲。正是在这一动荡之际，陈伯达从厦门乘船抵达了上海。在弥漫的白色恐怖之中，他毅然决然地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在回忆这段历史的笔记中，陈伯达详细记录了他的入党历程：“正是在蒋介石和国民党进行清党大屠杀的时刻，我在上海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那个反革命恐怖的时期，各大报纸纷纷刊登着共产党组织遭受破坏以及众多叛徒自首的消息，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加入伟大的共产党队伍，因此，我得以免去了入党的候补期。”

自1927年4月下旬加入我党以来，陈伯达在上海的生活变得颇为艰难。遵照党组织的指示，他加入了王明（陈绍禹）、李立山、罗亦农、王荷波等同志的行列，一同乘船撤离至武汉。抵达武汉后，组织上安排他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科长一职。不久，陈伯达收到了党组织的调令，被派遣赴苏联深造。

陈伯达踏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被分至一年级二班就读。与他同窗的，有凯丰（何克全）、陈昌浩等知名学子；而与他同级但不同班的，则有张闻天、王稼祥、孙冶方、伍修权、乌兰夫等杰出人物。

此刻，被誉为“苏联红军之宗师”的托洛茨基已被斯大林从苏共中央政治局中驱逐，而斯大林正全国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肃托运动”。这场运动亦波及至中国学生群体。鉴于陈伯达与国内的“托派”学生关系密切，他亦未能幸免于难，卷入了这场“肃托运动”，并因此受到了党内的劝诫与处分。

三

在苏联度过了三年的时光，陈伯达于1930年年底得到了归国的许可。次年春天，他抵达上海，并成功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抵达上海后，陈伯达感到意外，不仅重逢了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的同期同学王明，还得以见到校长米夫。尽管王明与陈伯达年龄相仿，均为27岁，但他却以“中央领导”的身份和口吻与陈伯达进行了交谈。

阅读了若干党内档案，陈伯达始悉，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于上海召开，而会议的主持权落入了王明之手。自此，王明一跃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取而代之李立三，牢牢把握了中共的实际领导权。

陈伯达在上海停留了两个月的时光，随后应王明之命，前往天津就任，加入中共顺直（今河北省）省委宣传部，肩负起编纂出版《北方红旗》杂志的重任。

1931年4月8日，陈伯达由上海坐船抵达天津。这一天，中共顺直省委机关遭到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化名王通的陈伯达与省委组织部长陈原道、省委书记许兰芝以及刘宁一、刘亚雄（女）等15人一同陷入特务的魔掌。由于省委书记许兰芝的叛变，特务突破了全案。在法庭上，敌人让许兰芝与陈伯达当面对质。陈伯达看到是许兰芝，大吃一惊说：“哎呀，竟有如此之事！”由此，陈伯达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从上海前来进行宣传工作的。

1931年9月4日，陈伯达与陈原道等同仁一同自天津被押解至北平。陈伯达被判两年半监禁，被囚禁于“北平军人反省院”，即俗称的“草岚子监狱”。在狱中，陈伯达不幸患病，不仅鼻腔频繁出血，淋巴腺亦逐渐肿大。尽管接受了手术，淋巴腺并未愈合，反而扩散加剧，脓液不断涌出，其状甚是可怖。无奈之下，陈伯达只得向福建军阀张贞发出求援信。

陈伯达与张贞的相识，可追溯至1926年盛夏。彼时，陈伯达在汕头供职于国民党汕头市党部，担任秘书一职，并在此期间结识了驻防汕头的国民革命军独立团团长张贞。张贞同样是福建籍人士，对陈伯达的文采颇为欣赏，便将其纳入麾下，聘为秘书。同年年底，张贞晋升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四师师长，陈伯达也随之成为少校秘书。翌年年初，中共中央特派员王荷波抵达福州，着手组建工人纠察队，他找到了老友陈伯达，询问其是否愿意担任纠察队的顾问。陈伯达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一提议，此后他的言行举止引起了国民党右翼人士的密切关注。尽管陈伯达当时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那些右翼人士却得知他与中共关系密切，将他冠以“赤色分子”的称号。一日，张贞接到南京方面，前闽军司令、福建反共势力领袖宋渊源的密电，要求他即刻处决陈伯达。面对这一决定，张贞犹豫不决，最终秘密通知陈伯达，要他立刻离开福州。

近日，张贞接到陈伯达自“草岚子监狱”寄出的求援信，即刻派遣专人赴北平，不惜重金疏通关系，成功将陈伯达解救出狱。

随后，陈伯达曾向毛泽东提起张贞。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中言道：“我认为对国民党亦不可一概而论。就拿张贞来说，他曾救过陈伯达一命……”

四

1932年，陈伯达重获自由。次年年初，党组织委派他前往张家口，投身于吉鸿昌将军麾下的部队。同年春季，吉鸿昌将军与冯玉祥、方振武等人一道，在张家口创立了抗日同盟军。在吉鸿昌部队，陈伯达主要负责撰写宣传鼓动文章，以及编辑刊物等工作。

蒋介石当时正极力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倒行逆施政策，对吉鸿昌的公开抗日行为深恶痛绝，遂下令将其逮捕。然而，负责押解吉鸿昌的国民党军队士兵，对这位抗日英雄充满敬仰，竟然暗中将其释放。吉鸿昌随后潜赴天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继续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陈伯达在吉鸿昌麾下已难安身立命，只能蛰伏于北平西山，潜心著述其首部史论巨著《论谭嗣同》。文稿完成后，他前往天津寻求吉鸿昌的援助。吉鸿昌毫不犹豫地倾囊相助，资助其书籍的印刷。《论谭嗣同》一书，成为了陈伯达出版生涯中的处女作。

1935年12月9日，北平迎来了声名远播的“一二·九”运动。翌日，陈伯达遵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令，迅速抵达北平，与李葆华、柯庆施等同志并肩作战，共同领导全市学生的总罢课行动。同时，他肩负起起草北平学生运动宣传大纲的重任。

1936年春，刘少奇肩负中央代表的使命，抵达天津，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一职。他对北方局进行了全面改组，并提议彭真担任组织部长、陈伯达执掌宣传部部长之职、林枫出任秘书长。自此，陈伯达在党内崭露头角，地位逐渐上升。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导致北平陷落。在此之际，中央北方局委派黄敬、林铁、陈伯达三人组建了类似于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的“北平三人委员会”，负责掌管中共北平市委的日常工作。随后，黄敬提议陈伯达前往根据地更为适宜。于是，陈伯达在八月初离开了北平，抵达天津。当时天津正遭受日军铁蹄的蹂躏，混乱不堪。陈伯达渴望能够找到一个相对安宁的环境，以便继续他的著作。他希望能前往延安。

中央北方局批准了陈伯达前往延安的请求，并指导他先从天津乘坐船只抵达青岛，随后与黄敬同行西进。黄敬在青岛人脉广泛，迅速搞定车票，将陈伯达及其家人送至济南，并转乘火车前往西安。抵达西安后，黄敬前往华北抗日战线担任中共区委书记一职，而陈伯达则携带妻儿，历经辗转，最终抵达了革命圣地延安。

五

陈伯达抵达延安之际，恰逢陕北公学方始创立，亟需聘请教员。鉴于陈伯达此前曾在北平中国大学国文系担任教职，中共中央组织部遂将他安排至陕北公学，担任教席一职。

陈伯达堪称文章高手，却不宜担任教员一职。他使用的闽南方言，对听者而言晦涩难懂。授课时，他不得不频繁地在黑板上书写粉笔字，学生方能捕捉到其授课的精髓。若真要形容他的教学方式，不如说更像是“以写代讲”。

在陕北公学授课数载之后，陈伯达接到了调令，前往中共中央党校担任教职。此时，党校的校长正是归国不久、投身于共产国际工作的康生，即赵容。提及康生，陈伯达心中并无陌生之感。追溯至1924年，陈伯达与康生同入上海大学，彼时康生就读于社会科学系，化名为张叔平。

1938年5月5日，延安见证了马列学院的诞生。该学院是中共中央精心培育理论骨干的重要基地，其院长一职由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洛甫）亲自兼任。张闻天与陈伯达关系密切，两人曾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窗好友。因此，张闻天毫不犹豫地将陈伯达调入马列学院，担任教员一职。

在一场会议中，毛泽东莅临现场。张闻天便当众向毛泽东引介道：“这位便是新从北平到来的陈伯达同志！”然而，彼时毛泽东并未注意到陈伯达。

教学并非陈伯达所长之长，学员们普遍反映难以理解其闽南语。常有不寻常的现象发生：陈伯达在为我国学员授课时，往往需要配备“翻译”，以将他的闽南话准确转化为普通话。

陈伯达随后被调任至中共中央宣传部，并正式担任出版科科长的职务。自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他便在武汉履此要职。令人意外的是，11年后的今天，他依旧坚守这一岗位。

六

初抵延安之际，陈伯达并未受到中共中央的青睐，心中颇感不畅。然而，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陈伯达成功吸引了毛泽东的瞩目。

在毛泽东亲自出席的理论座谈会上，与会者围绕孙中山思想的核心——“阶级性”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孙中山的思想应归属于“小资产阶级”范畴；而另一种观点则坚持，孙中山的思想本质上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体现。

毛泽东聚精会神地聆听双方的论辩，双方均持理据，论战愈发激昂。正当此时，陈伯达发言，他刻意放慢语速，确保大家能够明晓其意。陈伯达的独到之处在于，他巧妙地运用了“对立统一”的哲学方法进行论述，他指出：“在我看来，孙中山的思想具备两重性的特质——一方面涵盖了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另一方面则包含了民族资产阶级思想的两重性……”

堪称“辩证法大师”的毛泽东注视着陈伯达。陈伯达发言完毕，毛泽东站了起来，很高兴地说道：“陈伯达同志的发言甚佳，恰到好处地剖析了孙中山思想的阶级属性问题……”

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特意将陈伯达留下，向他询问了有关他的诸多事宜。

那日黄昏时分，毛泽东特地派遣人手通知陈伯达，命其速至机关合作社食堂共进晚餐。陈伯达闻此消息，即刻匆匆赶往现场。抵达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毛泽东此番宴请的是一位美国记者。毛泽东随即对陈伯达说道：“今日我特地将你一并邀请——请你陪同这位美国友人。”

本次宴请颇为简朴，毛泽东、随行翻译、美国记者以及陈伯达共坐一桌。宴初，毛泽东与美国来宾寒暄了几句。稍后，他话题转向陈伯达，询问起北平文化界的动态以及张申府近来的境遇。张申府乃中共早期党员之一，曾深度参与党的创立工作。他与妻子刘清扬共同担任周恩来入党时的介绍人。随后，张申府亦与周恩来携手引荐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然而，张刘夫妇最终均离开了党组织。

陈伯达向毛泽东汇报，提及张申府这位进步的教授，目前正于清华大学授课，与妻子刘清扬共居于清华园。尽管刘、张二位已退出党组织，他们始终未曾对党造成伤害，且与党组织保持联系，他们还热心地组织学生，与国民党推行的卖国“不抵抗政策”进行抗争。这对夫妇曾因参与抗日救亡活动而被国民党当局拘捕入狱。目前，他们俩均在武汉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

毛泽东听闻陈伯达曾在北平中国大学讲授“先秦诸子”课程，而他本人亦对中国古代哲学情有独钟。于是，二人之间迅速找到了共鸣的话题，言谈愈发投机，以至于将美国宾客置于一旁，无人顾及。

这是陈伯达生命的转折日。

七

在毛泽东的青睐之下，陈伯达不再独坐冷板凳。

在毛泽东的提议下，陈伯达于延安举办了“中国古代哲学”系列讲座。每场讲座，毛泽东几乎必到，他的出席亦吸引了众多听众随行。尽管陈伯达的言辞起初颇为艰涩，但久而久之，大家也逐渐习惯了这种风格。不久，陈伯达在延安的理论界声名鹊起。

1938年的金秋时节，延安之地诞生了“新哲学会”，陈伯达荣膺该学术团体的领军人物，挥毫泼墨，撰写了《新哲学会缘起》一文，该文于同年9月刊登于《解放》周刊之上。

1939年伊始，陈伯达挥毫泼墨，著就《墨子哲学思想》一文，怀着崇敬之心，恭谨地呈递至毛泽东先生手中，恳请其不吝赐教，予以指正。

毛泽东细致地研读了《墨子哲学思想》，随即亲笔给陈伯达回了一封书信。

伯达同志：

《墨子哲学思想》已拜读完毕。此乃您的重大贡献，于华夏大地寻觅到赫拉克利特的身影。我有一些零散的看法，已另书一纸，仅供参考。这些不过是基于字面理解的感想，并无深入研究作为支撑。

敬礼！

毛泽东

二月一日夜

毛泽东的来信往往篇幅不长，仅一二百字。然而，此次因《墨子哲学思想》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即便在回信后，仍觉得意犹未尽，于是他又附上了几页纸的深入意见。

陈伯达所专精的中国古代哲学领域，恰是毛泽东当时思考的重点所在。自是，毛泽东的见解无疑超越了陈伯达。

陈伯达见毛泽东对其文章评价甚高，遂再次将所撰《孔子的哲学思想》与《老子的哲学思想》两篇文稿敬呈于毛泽东。

阅读完毕，毛泽东依然兴致勃勃，遂于1939年2月20日亲笔撰写了一封篇幅更长的信件，此信转交张闻天，并请其转达陈伯达。信中，毛泽东详尽地阐述了七项观点，就陈伯达所撰文章，深入剖析了他对“孔子哲学思想”的独到见解。

陈伯达在收到信件后，立即依照毛泽东的指示进行了修订，并将修改后的稿件再次呈递给毛泽东。

1939年2月22日，毛泽东亲笔致信张闻天，并委托其转达陈伯达。

伯达同志的大作已拜读，修改之处均甚佳。然而，仍有一些建议需转达给伯达同志，敬请予以考虑。

……

请兄及陈同志审慎考虑。

毛泽东补充了3点意见。

通过深入研讨中国古代哲学，并不断以文章的形式向毛泽东请教，陈伯达与毛泽东之间的联系愈发紧密。鉴于他们共同的兴趣与话题，陈伯达受到毛泽东的青睐，自是水到渠成。

1939年，张闻天与陈伯达就工作调动事宜进行商谈。张闻天透露，毛泽东已提名将他调入自己的办公室任职，陈伯达听闻此事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欣然应允。

八

陈伯达被任命为“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副秘书长”。鉴于中央军委主席一职由毛泽东亲自担任，陈伯达亦随之成为毛泽东办公室的副秘书长。

《抗战时期的军事策略》、《抗战时期的政治态势》、《抗战时期的教育事业》以及《抗战时期的经济发展》。

在毛泽东的亲自引领下，陈伯达投入了大量精力进行资料搜集。陈伯达曾表示，正是毛泽东的指引，使他能够将研究焦点从古代历史转向现实生活。

自此，陈伯达始终紧随毛泽东左右，其职务更迭频繁：起初，他在中共中央秘书处担任秘书；随后，随着中央研究院的设立，张闻天出任院长，陈伯达则担纲秘书长一职，同时兼任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继此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应运而生，陈伯达亦被委以重任，成为该研究室的首任主任。

他的职务虽然在不断变动，但实际上一直在做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由于毛泽东的信任，陈伯达进入中共高层，接触到中共高级机密。尽管他的职务并不很高，但工作岗位却显然占据要职。陈伯达以后得以飞黄腾达，起飞的起点便是毛泽东的秘书这一职务。

九

1945年，陈伯达在中共七大上荣膺中央候补委员之职。尽管当时中共党员已达120万之众，然而中央委员会成员却极为精炼，中央委员与中央候补委员共计不过77人。在得票数的排序中，陈伯达位列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名。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际，陈伯达荣幸地递补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式任命了五位秘书，分别为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田家英、江青，他们被合称为“五大秘书”，其中陈伯达担任首席秘书一职。彼时，毛泽东同志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因此这五位秘书实质上便是毛泽东同志的私人秘书。

陈伯达、胡乔木担任政治秘书之职，叶子龙负责机要事务，田家英专司日常秘书工作，江青则执掌生活秘书之责。

随后，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陈伯达光荣地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尽管陈伯达年纪尚处于“天命之年”，然而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却常常以“老夫子”的昵称戏谑他，这一细节足以体现出陈伯达在中央的显赫声望。

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际，陈伯达荣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常委，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一跃成为中共党内“第五把交椅”。数月之后，陶铸不幸失势，陈伯达随即顺承其势，自然而然地晋升为仅次于周恩来的中共党内“第四号人物”。

十

陈伯达曾身负毛泽东倚重的笔杆，在领袖的指引下，为党和人民的利益作出了诸多贡献。然而，长久以来，他总是深谙揣摩毛泽东心思之道，细心洞察领袖的动向，敏锐地观察其言谈举止。凭借着独到的观风向、察气候的技能，对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想法、每一个举动都给予了极高的关注，并据此投其所好。

从1957年开始，毛泽东逐渐向“左”偏航，他对“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认识，对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错误估计，使其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治问题上混淆了是非，以致在“文革”中陷入“左”的迷误。而陈伯达在毛泽东的这一方面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为毛泽东晚期的错误理论引经据典作论证，用他的笔阐述并发展了“极左路线”、“极左理论”、“极左政策”、“极左方法”，以至于最终堕落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成为历史的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