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前半生兴衰史

乔冠华，江苏盐城之英才，1913年诞生，16岁便以优异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深造。24岁，他远赴德国图宾根大学，攻读哲学，终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同年，他担任香港《时事评论》的主笔，年仅25岁。次年，即26岁之际，他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乔冠华抵达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的《国际时事述评》专栏负责人，并在周恩来总理的领导下，积极参与我党的外事工作。1946年初，他前往上海，投身于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并于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的社长一职。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1964年3月至1974年11月）以及第四任外交部部长等重要职务。

1971年10月25日，在联合国的一次盛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周围被众多中外记者紧紧包围。一名记者向代表团团长乔冠华提问：“乔团长，您此刻的心情如何？”乔冠华仰面而笑。稍作停顿后，他仅以一句话回应：“我的表情难道不是最好的答案吗？”他的这一笑，随即被现场记者捕捉，成为了历史永恒的瞬间。

那是中国新成立的国家踏入联合国的荣耀时刻，亦见证了乔冠华先生豪迈人生中的一段华彩篇章。事实上，在他二十余岁之时，他的名声便已如日中天。

被捕后遣返。

“在校期间，他常常怀抱一厚重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挺胸，步履坚定，仿佛与世界隔绝，漫步于清华园的绿意之中。”这是季羡林先生晚年对乔冠华的深切忆述。彼时，二人既非同系，亦非同乡，彼此间并无交集。然而，乔冠华那卓尔不群、意气风发的身影，却深深烙印在季羡林的记忆深处。

1933年，乔冠华于清华大学完成学业，彼时年仅二十。随着夏末秋初之际，他在侄子乔宗秀的陪伴下抵达上海码头。此行，他将东渡扶桑，前往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深造哲学。

抵达东京后，乔冠华在学校周边租下了一处经济实惠的公寓。在此，他孜孜不倦、涉猎广泛地研读着各式经典哲学与文学作品，无论这些著作是用日文、英文，还是俄文、德文撰写。每当夜深人静，一篇作品阅毕，他便会熄灭灯光，静坐沉思。除了潜心阅读，他还通过勤工俭学的方式，努力弥补学费与日常开销的不足。

1934年春季，乔冠华与日本共产党员三浦相识。彼时，在东京帝国大学的校园内，日共的地下组织活动异常活跃。三浦作为该组织的关键一员，与乔冠华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二人常携手研讨学术议题与全球时事。乔冠华亦多次参与由他们策划的，旨在抵制日本侵华的隐蔽宣传行动。

在一次前往与三浦的约定途中，乔冠华不幸被警方盯梢，随后遭截。竟不料，三浦早已被捕。乔冠华随后被带到警察局，警方亦迅速对其住所进行搜查，于堆叠的报纸中意外发现了一份日共中央关于当时形势的内部报告。当时身在东京的钟正文及众多中国留学生得知乔冠华被捕的消息后，均深感忧虑。他们设法进行营救，但终究未能如愿。

数日之后，尽管日方未能从审讯中挖出任何实质性信息，却依然将其认定为潜在威胁，进而作出将他驱逐出国的决定。

乔冠华归国后，暂居于乔宗秀家中。恰逢清华校友颜正平莅临沪上，特地邀请他一同前往北平。

展示给他们看

1935年暑期，重返清华园的乔冠华，不期然遇上了清华大学与德国某知名学府间的优秀留学生交换计划。8月31日，乔冠华与季羡林携手抵达前门火车站，踏上了开往北方的列车。历经近两周的颠簸旅途，他们抵达了柏林。

抵达德国之际，两人目睹了大量奇异的留学生群像，其中多系国民党官员的子女，他们几乎不专注于学业。乔冠华便对季羡林感慨道：“我们必须给他们树立一个榜样。”季羡林深表赞同，并在日记中记录：“我们必须做出一个榜样来。”

那一阵子，乔冠华和季羡林一起用餐，一起上学，一起游玩，一起访友，一起纵论国事，几乎形影不离。季羡林1935年的日记有如下记载：

10月19日：再次踏入乔宅，正当我品尝着面包之际，马儿突然到来，于是我们一同享用美食。餐后，话题自然而然地展开，我们讨论起了国家大事。在我看来，中国唯一的出路在于解放农民，实现土地的均等分配，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过程却也充满挑战……

10月20日：今日，我重返乔宅，与其闲聊片刻。不久，中国动力气象学的奠基人赵九章亦至，我们便畅所欲言，话题主要集中在我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上。一番热烈讨论，直至夜幕低垂，十一点半时，我才依依不舍地返回家中。

10月25日：正值正午十二点，我踏出家门，外头正飘洒着蒙蒙细雨。在附近的地方，我遇见了乔，随后一同返回家中用餐。餐后，我们再度来到乔的住处，依旧延续着习惯，品尝糖果，阅读杜诗——杜诗中那股雄浑的气势，确实令人叹为观止。

柏林，笼罩在纳粹的阴霾之下，令人心生畏惧。乔冠华在柏林补习德文一段时间后，毅然决然地来到了莱茵河畔的图宾根市，选择了闻名遐迩的哲学家黑格尔的母校——图宾根大学。在分别前的10月30日，季羡林在日记中如此记载：“我与马、赵一同回到乔处，已是九点时分，随即展开了座谈会。我们从个人话题开始，一直讨论到中国文人的气节，直至午夜十二点才依依不舍地告别。这是我们在柏林的最后一夜，也是最后一次畅所欲言。我依然坚信，在这充满愚昧的柏林氛围中，能结识到如此谈得来的朋友，实属不易。”

图宾根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浩如烟海，其中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各类著作版本齐全。这一资源为乔冠华这位致力于德国哲学研究，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学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学术环境。在继续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余，他亦适时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新增了军事理论这一课程。

乔冠华奔波香港、广州、武汉。

随着日军逼近华北，1935年12月9日，北平的学生们发起了那场震撼全国的“一二·九”抗日救国运动。这一消息迅速传至德国，激起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自发组织起来。乔冠华与图宾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关系融洽，其中就包括国民党著名将领赵一肩。

赵一肩，曾为19路军师长，于1932年投身淞沪抗战的指挥工作。后来，因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持有异议，他孤身一人赴欧洲进行考察，并在图宾根大学开始了深造之旅。身处异国的他，与乔冠华一样，对国内的局势保持着极高的关注度。因此，两人开始频繁互动，关系日益紧密。

1936年，国际风云变幻无常，乔冠华愈发深信世界大战在即，局势紧张，一触即发。这位哲学博士不再满足于成为“百分之百的书生”，将目光聚焦于军事问题——当时国际关注的焦点。他不仅与在德国留学的进步同窗频繁往返于图宾根与柏林之间，积极参与中国留学生团体组织的抗战活动，更曾数度与国民党驻德大使馆发生摩擦。同时，他深入研究军事科学，潜心研读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三卷集。乔冠华甚至自设课程，广泛涉猎欧洲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相关著作，并对照各种版本的欧洲地图和世界地图，反复推敲当时乃至未来世界的战争格局。

1936年12月，随着“西安事变”的消息抵达德国，乔冠华等进步的学子们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在留德学生会的牵头下，他们迅速创办了油印刊物《抗战时报》，每日一期，及时将国内抗战的最新动态传递给留学生们。

1937年8月13日，日军的铁蹄悍然踏上了上海的土地，引发了震惊中外的“八·一三”事变，狂妄地宣称要在三个月内彻底摧毁我国。在此严峻形势下，原本计划在哲学领域深造的乔冠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冲动。他迅速完成了毕业论文，提交给了指导老师，随即毅然决然地投身于柏林的抗战斗争之中（事后，校方传来喜讯，他凭借卓越的学术成绩荣获了哲学博士学位。德国鲁尔大学教授海尔默特·马丁回忆道，1972年，他发现了乔冠华当年撰写的关于《史记》的博士论文，并在1976年在德国将其出版）。

1937年岁末，乔冠华从德国柏林抵达法国巴黎，迅速与在法的中国留学生群体建立了联系。翌年春，怀揣归国之志的乔冠华踏上了“霞飞”号邮轮，踏上了横渡重洋的旅程，从巴黎抵达中国香港，随后转乘火车返回广州。

在乔冠华归国前夕，赵一肩已先行抵达广州，并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余汉谋麾下担任参谋长一职。乔冠华归国后，赵一肩立刻将他引见给余汉谋，并诚挚邀请他一同共事。恰逢此时，母校的恩师金岳霖教授盛情邀请他前往西南联大担任教职。怀着强烈的抗日热情，乔冠华接受了余汉谋与赵一肩的挽留，毅然决然地放下笔杆，投身军旅。

初次穿上军装，乔冠华心中充满了激动。在兴奋之余，他迫切地渴望了解那时期的抗战局势，于是他提出想要前往武汉一游，得到了上级的许可。

当时，国民党党政军的高级要员几乎齐聚武汉，而各党派在野领袖、文化及知识界人士亦纷纷相继汇集于此。以周恩来为领航的中国共产党人亦在武汉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武汉由此实际成为抗战的中心城市。乔冠华搭乘火车抵达武汉，彼时战事紧张，火车运行时断时续，沿途伤病员络绎不绝，民众斗志昂扬，抗战热情高涨，乔冠华亦深受其感染。

毛泽东由衷地感叹：“我曾阅读他的一篇著作，其分量简直可以媲美两个坦克师的战斗力。”

乔冠华于武汉逗留了数周时光。期间，他敏锐地察觉到国共合作中存诸多症结。不久后，他重返广州，迅速投身军旅生涯。在赵一肩的领导下，他于参谋处担任上校参谋一职，主要职责是搜集各国军事情报以及追踪国际局势的最新动向，同时主持编辑一份内部刊物。乔冠华的表现堪称卓越，深得余汉谋的青睐。正当他展现出才华、大有可为之际，1938年10月，广州不幸沦陷，他不得不随军撤退至韶关。

鉴于广东与海外沟通的渠道已被切断，余汉谋果断决定派遣其亲信黄范毅前往香港，着手创办一份晚报。乔冠华也应邀前往香港，协助黄范毅共同办报。乔冠华重返港岛的身影，催生了《时事晚报》这一独具特色的报刊问世。该报以其扣人心弦的国际述评，犹如一股清新的风，吹拂着闷热潮湿的南国，给笼罩在阴霾时局中的人们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时事晚报》社论的发表，成为香港街头巷尾争相传颂的热点。

徐迟回忆，当年与乔冠华同在港岛。

《时事晚报》的首日社论便令我颇感震惊。其文辞之华丽，论点之犀利，远超寻常精彩，简直堪称极致。自此，我每日必读此报，若至时未得一见，便心绪不宁，茶饭难进。

我曾拜访过乔木先生（那时，乔冠华先生戏称自己身形瘦削，似乔木般挺拔，因此取笔名乔木）的居所。步入他的房间，映入眼帘的是地板上摆放得整整齐齐、层层叠叠的各类报刊与地图，它们遍布房间的每一个角落，几乎占据了所有可利用的空间。这些资料被有序地排列，井然有序。我不禁为之赞叹，他似乎是将报纸铺陈成了地毯。家中仿佛变成了一个小小的报摊。

每日午后，他总会跨越维港，来到“阁仔”，与一众同好畅谈一番，亦或步入“聪明人”（咖啡厅），与当时在香港的诸多西方知名记者聚首，交流资讯与见解。间或，他亦会前往“高罗士打”品尝下午茶，与少数高层人士有所交往。然而，“阁仔”是他出现最为频繁之地，仿佛是他的办公场所、指挥中心。不久，他便成为了我们的领军人物。

夜幕降临，他从报社踏上了归途。彼时，四周静谧无声，他遂沉浸在材料的研读之中，笔耕不辍直至破晓。短暂的休憩后，他又精神抖擞地投入材料的深入研究。随后，便是搭乘轮渡渡海的时分，那是一项艰巨而繁重的任务。然而，他迅速崛起，成为香港知识界的核心人物……

鉴于乔冠华的社论文章引起了热烈反响，吸引了众多读者，《时事晚报》随后决定借助中国新闻社的力量，将每期的以“乔木”为笔名的国际述评文章发送至全球各地的华侨报社。由此，乔木的文章不仅在香港广泛传播，亦在华侨聚居的东南亚地区迅速流传开来。一时间，乔木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位杰出的国际评论家应运而生”。

毛泽东在延安时，对乔冠华所撰文篇赞赏有加。某日，散步途中，他向身边的人提及：“可曾读过香港乔木所著的文章？我阅读过他的某篇作品，其价值竟可与两坦克师相媲美！”

“巴黎将在两天内投降！”

1940年6月9日，德国对法国的马奇诺防线发起了全面攻势。在如此紧张激烈的欧洲西线战场形势下，香港的一家“聪明人”地下层咖啡厅内却烟雾弥漫，人声鼎沸。一群中外记者以及国际问题专家们正就时局的发展激烈辩论。正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之际，一直沉默寡言的乔冠华忽然“嚯”地起身站定——

“6月9日，法军最黑暗日！”

言辞激昂，室内顿时间归于寂静。众人的目光，几乎在同一瞬间汇聚于乔冠华身上。

“这种说法怎能成立？”国际知名记者爱泼斯坦，自1957年成为中国公民起，率先打破沉默，带着深深的疑问开口。

因撰写“内幕新闻”而声名鹊起的记者根塞斯坦，此刻亦转过头去，露出惊讶之色，不禁问道：“乔木先生，您今日为何突然显得如此悲观呢？”

“西线形势岌岌可危。”乔冠华深吸了两口烟，语气沉重地说：“我刚刚听到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大家似乎对西线的未来还抱有厚望。确实，当前正处在决战的关键时刻，胜负尚不明朗。然而，战局实际上已经明朗化，德军的右翼已逼近塞纳河，左翼前沿的莱姆市亦处于险境。难道我们还能期待一场新的‘马恩河战役’吗？26年前的马恩河之战曾拯救了巴黎，但今日的马恩河，唯有悲鸣的河水流淌。我必须告知各位，不出三天，巴黎将不战而陷落！”

众人对于乔冠华那近乎冷酷的预测深感震惊，纷纷表示难以置信。有人愤怒地质问：“乔木先生，您怎能如此断言？”

此非寥寥数语所能圆满解答。敬请各位关注次日之报章。我此告退。乔冠华捻熄烟蒂，站起身来，留下一众面露愕然的中外记者及国际问题专家。

翌日（6月10日），乔冠华于报端发表声明：“巴黎，将在两日之后不战而屈膝！”

整个香港为之震颤，那则预言迅速成为了现实。6月13日，法军作出了撤离巴黎的决定。紧接着，法国雷诺政府宣布辞职，贝当应运而上，成立新内阁。6月14日，德军挺进巴黎，巴黎就此沦陷。

乔冠华也有失误。

1941年，亚洲战局紧张，关于日本军国主义下一步的战略目标，香港的国际问题专家与军事评论家们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夕，乔冠华受邀在香港华侨中学进行时事演讲。演讲即将结束时，一名学生突然提问：“乔木先生，您认为日美之间的谈判是否会中断？日本和美国是否有可能爆发战争？”

尽管日美之间的矛盾颇为尖锐，但双方公开交战的时机尚未成熟，而日美之间的谈判亦非即刻便会分崩离析。乔冠华自信满满地发表见解，其语气中透露出十足的坚定。

当晚，恰逢美国时间的12月7日，日军悄然发动了对珍珠港的偷袭。翌日破晓，沉闷的炸弹爆炸声在港岛上空回荡，起初，民众还误以为这是一场演习。但随着炸弹声的密集程度加剧，警报器的尖锐鸣叫和高射炮的轰鸣声亦此起彼伏。就在这时，乔冠华，尚在沉睡之中，突然被一阵急促而猛烈的敲门声惊醒。随着爱泼斯坦冲入房内，一声怒吼“WAR（战争）！”响起，乔冠华本能地发出一声惊呼。

乔冠华面色骤变，耳畔清晰可辨的飞机轰鸣、炸弹爆炸声，以及防空警报的尖锐鸣叫，令他心有余悸。对此事件，他始终难以释怀。在日后回忆那段历史时，他感慨万分：“多年来，我笔耕不辍，撰写国际评论文章。然而，此事却成为了我宝贵的教训。”

逃酒掩护革命

在香港，乔冠华经常到皇后大道中18号的粤华公司“谈生意”。所谓粤华公司，其实是八路军、新四军驻香港办事处，办事处负责人是廖承志。1939年，乔冠华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引起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批准的电报传到香港的办事处，廖承志找到乔冠华，热情地说：“大个子，你的入党申请，延安方面已经予以批准，向你表示热烈的祝贺！”乔冠华喜出望外，那时他年仅26岁。

自日军侵占香港以来，廖承志遵照周恩来同志的电令得知，众多重要的民主人士及文化界精英被囚禁于港岛。中央明确指示，这些人士乃我国文化领域的瑰宝，务必竭尽全力将他们营救，确保其安全抵达抗日根据地。

担此重任的是东江抗日游击队。沿着他们秘密打通的交通线，1942年元旦，乔冠华与廖承志等人率先离港。乔冠华素来嗜酒，有“酒仙”之誉。当时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他不失浪漫地提议：“举杯，与香港告别！”翌日清晨，高挑的乔冠华身着长衫，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头戴狐皮帽，宛如一位温文尔雅的教书先生；而身材略胖的廖承志则伪装成商人。途中，他们不仅要应对日本人的盘查和搜捕，还需巧妙应对国民党军队的纠缠。

韶关，彼时身为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战时省会，亦为香港经东江防线进入内地的必经要道。抵达韶关后，乔冠华第一时间拜访了老友赵一肩。在赵一肩的协助下，乔冠华当时以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部上校参谋的身份公开露面。这不仅巧妙地掩饰了他所进行的秘密革命工作，更使他得以尽情畅饮，一解酒瘾。

面对粮食短缺的严峻形势，当局颁布了严格的禁酒令，违者将受到刑事处罚，绝不姑息。因此，韶关地区不仅高级名酒难觅踪迹，就连普通的米酒亦难以上市。尽管如此，仍有一些酒肆偷偷售卖自酿的米酒，但仅限于广东话使用者购买，他们称之为“土其”。乔冠华常委托友人黄秋耘代购三斤米酒。兴致所至，他甚至会携带米酒至小馆，点几碟下酒小菜，无所顾忌地与黄秋耘对饮，旁人皆视若无睹。而每当此时，黄秋耘总是心神不宁。

有一次，共产党员张明第抵达韶关，却不幸被捕。与他同行的同志急忙赶至酒楼，找到了正在畅饮的乔冠华。乔冠华立刻拨通了赵一肩的电话。不久后，张明第便获释。

乔冠华幽默地拍打着自己的军装，指向那枚上校肩章，自豪地对黄秋耘调侃道：“穿上这身‘黄老虎皮’，还担心宪兵和警察来打扰我们吗？”

在乔冠华的鼎力相助下，众多从东江撤退的同志得以疏散至内地。即便是在当时，邹韬奋这位知名文化人士因脑病困扰行动受限，以及国民党元老柳亚子及其女儿这些目标显赫的人物，亦能顺利穿越关卡，安全抵达韶关，并被顺利转移至内地。

在韶关的疏散任务圆满结束后，乔冠华踏上了前往桂林的旅程，随后转道抵达重庆。在这里，他加入了《新华日报》的编委会，并直接投身于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进行的外交事务。自此，这位来自香港的乔木在周恩来的亲自指导下，于陪都重庆重新开始了他的工作。

南北“乔木”之争

在延安这片内地热土，有一位文人以“乔木”为笔名挥洒文字。颇为有趣的是，这位“乔木”同样出身江苏盐城，与乔冠华的故里相去不远，亦曾在清华大学深造，凭借其雄健之笔名动一时。他的本名是胡鼎新，于1937年7月，在共产党员冯雪峰的引荐下，抵达延安，自此正式以“乔木”为号。至于后来人们所熟知的“胡乔木”之称，则是后话。

在“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纪念日来临之时，“乔木”于延安《解放日报》刊发了一篇文采斐然的纪念篇章，此文深得毛泽东的青睐。随后，他被委以重任，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以及中央政治局秘书，负责为党中央及中央最高领导层草拟、修订、完善各类关键文件、决议、社论、政论、报告、讲话以及重要的纲领和宪法等，这一职责历时二十余年。

南北相隔，看似无涉，然而两人却几乎同步以“乔木”之名撰文，令众多读者困惑不解。“乔木”时而于香港撰写国际评论，时而于延安执笔社论，难道他拥有化身为人的神奇本领？

昔日，流传一则趣闻：胡鼎新的胞妹胡文新，某日翻阅香港报纸，见有署名“乔木”的国际述评文章，误以为兄长已抵达香港，遂急忙给“乔木”写信。不料，收信的乔冠华一头雾水。原来，彼时的乔冠华尚不知胡鼎新已赴延安，且正在以相同的笔名在《解放日报》撰写社论。待众人终于查明南北两地两位“乔木”并非同一人后，便以“南乔”（指乔冠华）、“北乔”（指胡鼎新）相称，以资区分。毛泽东更是亲切地将他们合称为“盐城二乔”。

1945年，被誉为“北乔”的彼时身影随同毛泽东先生踏上重庆谈判之旅。在此，两位“乔”姓人士得以重逢，他们对于各自的“乔木”之名——既形象又典雅、寓意深远——都表现出不愿割舍的坚持。

南乔的乔冠华才思敏捷，言辞犀利地反驳道：“我的姓氏本就是乔，你看我身高一米八二，不正像一棵傲然耸立的乔木吗？”

“北乔”胡鼎新从容不迫，缓缓言谈：“我之所以取名‘乔木’，源自《诗经·小雅·伐木》中的‘出自幽谷，迁于乔木’，此名取意于我对乔木那种高大、笔直形态的偏爱。

1938年7月，在延安与李桂英喜结连理之际，我甚至将她名字更改为“谷羽”。此名“谷羽”，寓意为“出自幽深之谷，迁往高耸之木的飞鸟”。

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最终此事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为了妥善解决他们名字相同的问题，毛泽东特地召集了二乔，并为她们亲自取名。

毛泽东询问南乔：“先前您用的名字是什么？”

“南乔”原名乔冠华。

毛泽东言道：“此名甚佳，今后你便以乔冠华自称，仍保留乔姓。”继而，他转向胡乔木：“至于‘北乔’你，原本姓胡，不妨恢复旧姓，今后可称胡乔木。”

毛泽东对此留下了深刻印象。日后再逢，他设宴款待了参加全国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工农代表。在酒席上，当毛泽东听说决心务农的杰出回乡知识青年代表董加耕来自盐城，他立刻询问：“你是盐城人，那你知道盐城有‘二乔’这一称号吗？”

重庆虽小，外事范围广。

抵达重庆后，乔冠华暂居于老友冯亦代的宅邸。遵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他在1942年的年末加入了《新华日报》的编委会，并开设了国际述评专栏，同时兼任《群众周刊》的主编一职。鉴于报社住房的紧张状况，乔冠华原本计划继续在冯亦代的家中居住。然而，他的行踪却意外地被国民党军统局的特务王新衡所察觉。此人警觉性极高，曾在香港时遭受过乔冠华的直言不讳。

一日，王新衡突至冯宅，言欲探望乔冠华，并言：“老乔已脱险而归，特地前来拜访。”幸好，当晚乔冠华尚滞留报馆，未返家中。冯亦代只是草草应付了几句，既未明言乔冠华是否在此，亦未直接告知其不在。王新衡无奈离去。

乔冠华在冯亦代的住所已不再适宜居住。组织上便安排他暂居于神仙洞的一处居所，随后又迁至进化龙桥的报馆。尽管空间狭小，乔冠华却处之泰然。徐迟记忆中，有一幕至今仍历历在目：“每当我有幸踏入屋内，他便会从书本上抬起头，面带微笑，热情地迎接我。”

周恩来委以乔冠华重任，令其加入南方局外事组，积极参与党的高级外事活动。他对乔冠华言道：“你过往在华南及海外的工作中，频繁与外籍人士交往，在重庆亦承担了大量外事职责，毕竟那里设有各国使馆。美军的总部设于此地，各国记者亦云集于此。”

乔冠华与外事组长王炳南、副组长陈家康，以及成员龚澎、陈浩、李少石等，彼此配合无间，成功突破了国民党政府一党独揽外交的局面，积极投身于外交事务的开展。正如《周恩来年谱》所载，周恩来常召集他们举行会议，共同研讨外事工作相关事宜。

“我清晰地记得，从1942年至1945年间的每年十月，枇杷山都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十月革命节庆典，届时，公开的共产党员、秘密的共产党员，以及知名的进步人士齐聚一堂，共襄盛举。特别是在1942年以后，随着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大反攻稳步推进，捷报频传，形势日渐明朗，人们的心情也愈发欢愉。我们与他们的武官和文化参赞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费迪连科便是其中一位文化参赞。至于他们的武官，我记得他曾参与斯大林格勒前线的战斗，遗憾的是，他的名字已随时间流逝而模糊。尽管重庆城池不大，但外事工作的舞台却极为广阔。”

1942年9月，美国国务院文化关系计划的联络官费正清，第二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于重庆执掌美国新闻处的事务。在此期间，乔冠华经龚澎的引荐，得以与费正清相识。乔冠华给费正清留下了难以忘怀的深刻印象：

他身材高挑，与我相仿，一头学生气十足的长发披肩，架着一副宽大的眼镜。他笑容豁达，带着几分随性的幽默感。我在清华大学任教期间，他曾于此求学……（后来）历经艰险，逃离日本人的魔爪，辗转至重庆，担任《新华日报》的主编，负责国际新闻的编辑工作。我发现他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文风犀利，简洁有力，绝不拖泥带水。他的哲学立场与信仰，唯有革命。

1943年9月，传闻国民党意图对延安发动突袭。然而，这一计划因部分对延安地形了如指掌的国民党将领的抵制而受阻，重庆当局亦不敢轻举妄动，以免触发其他省份反对势力的反弹。围绕周恩来办公室的密探人数急剧攀升。即便身处逆境，乔冠华与费正清仍旧设法会面，传递情报。

1945年8月11日，中、美、英、苏四国共同见证了日本投降的历史时刻。翌日清晨，徐迟、杨刚等同仁急匆匆地赶至化龙桥的《新华日报》编辑部。抵达现场后，他们径直步入乔冠华的私人空间。彼时，正值酷暑难耐，乔冠华仅着背心短裤，正悠然自得、摇头晃脑地吟诵杜甫的七律《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剑外传收蓟北，初闻泪满裳。

妻子愁，诗书卷，喜欲狂。

放歌纵酒，青春伴乡。

穿巴峡巫峡，直奔洛阳。

乔冠华向徐迟等人提议：“我正着手撰写一篇关于国际形势的评论文章，暂定名为《天亮了》。我想以杜甫的这首七律作为文章的引言，不知大家觉得如何？”

中国人民在全球舞台上昂首挺胸，正是这种姿态，使得新中国得以真正地独立自主，开展和平的外交政策。

1946年，国共双方的谈判中心转移至南京。同年五月，中共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携同董必武、李维汉等一行，分两批次抵达南京。紧随其后，乔冠华亦从延安短暂逗留后抵达南京。不久，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了办事处，乔冠华随后转赴上海，肩负起外事联络与报刊工作的重任。曾任周公馆交通联络员的王思敏回忆道：

乔木和龚澎两口子是专门从事外事工作的，他俩的外文造诣颇深，工作也比其他人似乎要忙一些，打字机的嘀嗒声不时从他们的房间里传出。每次开饭，往往要“三顾茅庐”，他们才姗姗下楼（当然是站着吃），为此，陈姐在背后曾嘟噜过：“平日里倒也和气，只是这吃饭时架子却显得颇大。”

在国共和谈最终破裂之际，乔冠华转赴香港。在香港期间，乔冠华等人从事的外事活动均由中共中央外事组统筹指导。此组实际上是在新中国成立前负责外交事务的核心领导机构，亦可视作新中国外交部的雏形。

在解放战争的关键阶段，乔冠华积极参与了众多民主人士离港北上计划的筹备工作。沈钧儒、谭平山、蔡廷锴、章伯钧、郭沫若等众多知名人士，均顺利抵达了解放区。

1949年10月1日，乔冠华夫妇携手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据他们的女儿乔松都所述：

那日，父母亲在天色尚早之际便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伫立在随风猎猎作响的五星红旗之下，远眺着无垠的景致，他们悠然地吐出一口长气。

午后三点，开国大典隆重揭幕，军乐队庄严奏响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随着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地向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日正式成立！”的时刻到来，爸爸妈妈与激动的民众一同欢呼雀跃。此刻，他们有幸站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等新中国领导人的身边。周总理眼中闪烁着激动的泪光，我的父母内心波涛汹涌：近百年来，我国人民在世界上饱受屈辱，而如今，我们终于昂首挺胸地站立起来了！

父母亲对开国大典的记忆格外深刻。母亲曾感慨地提及，她和父亲这样的过来人，目睹了曾经满目疮痍的祖国终于挺直腰杆站立起来的那一刻，内心充满了无尽的思绪。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时常回想起那段难忘的感受。20世纪80年代初，父亲有过撰写外交回忆录的念头，他决定从开国大典开始叙述，并为第一章取名为“开国”。

国弱则外交难。我父亲常言，若无中国人民的胜利，新中国外交从何谈起？当中国人民在国际舞台上昂首阔步，我们才拥有了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世界各国人民和睦共处。这同样是父母亲的真挚心声。

1949年11月3日的午后一点，政务院总理与外交部长周恩来于中南海的西花厅主持召开了外交部成立以来的首场会议。在此次会议上，经讨论决定，设立联合办公室。参与联合办公的成员包括：周恩来、李克农、章汉夫、王炳南、伍修权、龚澎、乔冠华及杨刚等。

11月8日的夜晚，8点钟时分，外交部座落于30号的东楼礼堂洋溢着一片喜庆气氛。此处即将迎来外交部成立大会的隆重召开，无疑是一个载入史册的时刻。乔冠华与龚澎两人早早地便满怀喜悦地步入礼堂，待周恩来总理步入会场，与会160余位同仁亦纷纷起身，不约而同地热烈鼓掌，场面热烈而感人。

为了打破发言人与听众的界限，大家围到主席台四周。周恩来拿起花名册点名：王稼祥、李克农、王炳南……在念到乔冠华名字的时候，周恩来问他：“你的祖上是不是秀才？”乔冠华回答：“上面几代都是，到了我父亲这代不是了。”周恩来对大家说：““因此，他刻苦学习便成了习惯。”接着，周恩来又提及乔冠华的妻子龚澎：“大家认识龚澎同志吗？她是情报司的司长，也是乔冠华同志的妻子。有些年轻同志可能不习惯，之前在国统区以及不久前在香港，都称呼她为‘女士’或‘夫人’，将来出国，他人还是这么称呼她。”

大会在点名之后正式拉开帷幕，周恩来发表了重要讲话。自此，乔冠华与龚澎这一对“夫妻档”便正式开启了他们在新中国外交舞台上的职业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