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潘汪会面”之谜：胡均鹤的证词与潘汉年的命运

1945年2月23日，毛泽东亲自审批并签发了一封由刘少奇与康生联名起草的电报，该电报致饶漱石，明确指出：“……关于敌伪及国民党特务机构散布的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进行谈判并会见过汪精卫等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在运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表现出了无可置疑的忠诚，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1955年3月15日，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和陈毅、柯庆施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共代表大会。4月1日，毛泽东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未曾交代过的历史问题。自从胡均鹤被抓以后，潘汉年一直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依照胡均鹤的经历与性格，作为唯一一个尚健在且能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于是4月2日，潘汉年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自觉事大，连夜将材料交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前去宾馆逮捕潘汉年，并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今后不可信任！”此后，潘汉年案件历时两年余，案情逐渐明朗，尤其是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一事，调查结果清晰可见。尽管如此，潘汉年仍旧被持续关押，起初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后又被追加无期徒刑。

潘汉年的两项指控均与胡均鹤紧密相连。命运弄人，这两位背景迥异的历史人物，竟在同一所牢狱中度过余生，走向了相同的归宿。

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与全国工农兵劳模代表合影

1964年秋季，毛泽东亲自观摩了现代样板戏剧《红灯记》。

1965年5月，毛泽东井冈山远眺。

胡均鹤投靠汪伪。

1925年，上海激荡起声名显赫的“五卅”运动浪潮。在此期间，受早期中国工人运动领导人刘华的启迪，年仅十八岁的胡均鹤毅然投身于“罢工、罢市、罢课”的三罢斗争。同年，在瞿秋白之弟瞿景白与李强的引荐下，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而踏上了一条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胡均鹤出身于贫寒之家，却拥有一定的学识，堪称“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他的地位得以迅速攀升。大革命的挫败之后，他被任命为团中央的组织部长。1928年，他作为少共国际支部的使者前往莫斯科，出席了少共国际代表大会，并有幸见到了斯大林。归国后，他曾在江西中央苏区短暂工作，不久便转至白区团中央局，担任了团中央书记的职务。

1931年四月，顾顺章于武汉落网，旋即投敌变节。同年六月，向忠发亦被逮捕，不久后亦变节，翌日便遭枪决；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严重的破坏。次年秋季，胡均鹤在上海被捕。

在狱中，胡均鹤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刑拷打，但未能奏效。他想到过自杀，在严密看管下未获成功。顾顺章向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建议：对此类死硬派的共产党分子，拷打用刑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攻心为上……徐恩曾深以为然，他令手下史济美另想办法。一天中午，史济美踏进关押胡均鹤的单人牢房，拿了几本不知从什么地方搞来的刊物，放到胡跟前，说你还在为共产主义信仰而奋斗，但共产党早已把你视为叛徒开除了。胡将信将疑，翻开一看，果真如此。史济美见胡均鹤有点动心了，又说：你妻子即将临盆，难道你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长大吗？胡均鹤沉思良久，长叹一声，终究心软。

1933年春节前夕，胡均鹤重获自由。此时，他的妻子赵尚芸——赵尚志的胞妹——刚刚喜得贵子。胡均鹤一现身，赵尚芸便对他抱怨不止。胡均鹤似乎也有些懊悔，表示愿意随赵尚芸前往东北，隐去姓名，从最基础的工作做起，以期获得党的谅解。尽管如此，他最终还是带着赵尚芸抵达了南京。

1938年，胡均鹤被国民党中统委派为苏沪区副区长兼情报股长，区长为老牌特务徐兆麟。当时上海的情况非常复杂，是一个国际情报活动的中心。国民党中统、军统在上海都有非常庞大的特务网，中共情报人员在上海也非常活跃。翌年三月，以丁默邨、李士群为首的汪伪特工总部正式挂牌，依托日本侵略军的支持，迅速占据了上风。

1939年9月17日，彼时与胡均鹤共同担任苏沪区副区长的特务头目苏成德，竟背叛革命，投靠了日伪势力。作为投名状，他竟将苏沪区整个组织悉数出卖。胡均鹤因此被迫再次做出抉择，最终选择了背叛，转而投靠了汪伪政府。

遭逢溺水之厄，胡均鹤因与丁默邨、李士群同属共产党的叛徒，且均与中统部门有着深厚渊源，迅速得到了重用。起初，他被汪伪政权任命为特工总部南京区的副区长并兼任情报科长，随后不久，他又被调往上海，担任特工总部第二处的处长一职。与此同时，他还被委以重任，兼任由李士群担任社长的“海社”的书记一职。

成为李士群、潘汉年的联络者。

1939年秋，延安中共中央社会部作出决定，设立华南情报局，并由潘汉年负责其组建与全面领导。彼时，上海的情报工作错综复杂，常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甚至有时一人身兼数职，扮演多重身份。尤其是那些沦为汉奸者，他们或许尚存一丝良知，或许是为了保留退路，往往同时为多个政治势力效劳。胡均鹤作为汪伪政府对抗国民党中统特务的头目，却亦在为中统提供情报。

1939年的深秋，李士群通过一条极为隐秘的途径，向中共相关部门表达了建立联系的愿望。潘汉年对李士群的情况进行了详尽的研究，并在中央和社会部的批准下，与李士群建立了联系。胡均鹤由此成为李与潘之间的联络桥梁。自此，每一次的互访以及潘汉年在上海的住所安全等事宜，都由胡均鹤负责周密安排与妥善保护。

1943年4月，日伪当局意图对我新四军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清剿。彼时，我军政委兼中共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派遣潘汉年赴上海执行任务，旨在重新部署当地的情报工作，并加强同李土群的联络，尤其是深入了解日伪即将实施的大扫荡的详细信息。在饶漱石的批准下，潘汉年自淮南根据地经镇江抵达上海。胡均鹤对他给予了热情接待，并陪同其前往南京，与李士群会面。抵达南京后，翌日清晨，李士群在胡均鹤的陪同下，前往旅馆与潘汉年会谈，李士群随即提议带潘汉年去见汪精卫。这竟是一桩潘汉年未曾设想之事，他既不能向上级求援，又难以直接拒绝，最终只能随李士群和胡均鹤驱车前往汪公馆，觐见了汪精卫。

这次会见时间并不长，据尹骐撰写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一书中披露：汪精卫与潘汉年握了下手，坐下后汪精卫讲：“我认识你们的毛泽东先生，过去我是主张联共的，以后发生误会了。你们和蒋介石联合是没有什么搞头的。蒋是独裁的，我是要搞民主的，我要搞议会政治，成立联合政府，吸取各党派参加，也请共产党参加。”

潘汉年回答说：“共产党是不会来参加你的议会政治的，来的也是假的。上海的共产党是不会代表延安来参加的，但我可以把汪先生的话转告给延安，我认为延安方面是不会退出重庆参议会来南京参加你们的议会的。”汪精卫又说：“现在是个好机会。我们合作起来可以异途同归。希望共产党不要和蒋介石搞在一起。只有同我们合作才能解救中国。”

数日之后，潘汉年作出决定，启程返回淮南。在离开上海之际，李士群再次邀请潘汉年进行了一次会晤。这成为了两人间的最后一次相聚。在简短的闲谈之后，他们便迅速道别。此后，胡均鹤曾两次派遣汪伪镇江特工站站长刘毅，渡过长江，前往苏北的新四军根据地，传递情报以及新四军亟需的药品。同年，潘汉年的联络员何荦，在上海与苏南之间往返，亦与胡均鹤及刘毅有所交流。然而，随着1943年9月9日李士群被日本宪兵头目冈村毒害身亡，这一联络渠道亦随之彻底中断。

先前，潘汉年自上海返抵淮南根据地，向饶漱石透露了日军近期不打算实施大规模扫荡的情报。然而，关于与汪精卫会面的事宜，他却只字未提。如此重大的事件，未向上级如实汇报，终酿成了一场灾难。解放后，在潘汉年的引荐下，他得以重新被启用。

李士群离世之后，汪伪政权解散了“特工总部”，转而设立“政治保卫局”，此局由前军统特务头目万里浪和胡均鹤分别担任正、副局长。

抗战胜利后，胡均鹤被国民党当局判处10年徒刑，关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为了给共产党增添麻烦，将在狱中关押的罪犯统统放了出来。

在狱中时，胡均鹤就已经细细回顾了自己的一生。他对共产党并不陌生，不少共产党要员曾经是他的同事和朋友。但他是共产党通报过的大叛徒，做过汉奸，共产党是否会饶恕他？他苦思冥想，又想到了潘汉年。

行经南京与上海之间，胡均鹤在无锡与刘毅偶遇。彼时，刘毅亦赋闲在家，无所事事。于是，二人商议由刘毅前往香港寻访潘汉年。潘汉年接见刘毅后，便指示他偕同胡均鹤一同前往丹阳，寻找饶漱石及扬帆（新四军军法处处长）。潘汉年亦随即通知了饶、扬二人此事。

三月，胡均鹤在苏州与部下孙洵重逢。孙洵亦表达了加入人民解放军的强烈意愿。胡均鹤遂致信孙洵，委托其前往丹阳寻找潘汉年。遗憾的是，胡均鹤不知潘汉年实则不在丹阳。信件经多方辗转，终至潘汉年手中。潘汉年亦通过口信回应孙洵，邀请他连同胡均鹤一同前往丹阳，与解放军汇合。1949年4月，正当人民解放军跨过长江的关键时刻，胡均鹤鼓起勇气的踏上了丹阳的土地，正式加入了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潘汉年与扬帆敢于启用胡均鹤这类人物，这背后不仅因潘汉年曾两次向中央社会局汇报并获其首肯，饶漱石亦对此事有所了解。饶漱石与胡均鹤曾在二三十年代共事，尽管如今两人的身份地位已截然不同，但饶漱石仍不忘旧交，特意安排了一场戏码：他指示扬帆与胡均鹤进行交流，随后又假装偶然路过，巧妙地与胡均鹤邂逅……

上海解放后，胡均鹤被委任为上海市公安局情报委员会主任和专员。此事经饶漱石批准，陈毅和潘汉年都是知道的。胡均鹤解放后确实是一心一意为共产党工作。他主动向公安部门提供了一份“已予运用及可予运用之沪地伪两统（中统和军统）人员表”，供公安部门在肃反时参考使用。他陆续提供了一千余起国民党特务活动的情报，协助公安部门抓获了四百余名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并提供了线索，成功破获了多部国民党特务潜伏的电台。

然而，在党内对于如何运用胡均鹤这类人物的问题，一直存在重大分歧。1951年，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扬帆因此事进行了自我检查，随后被暂停职务接受进一步审查，同时胡均鹤被免去情报委员会主任的职位，并被要求脱去军装。胡均鹤回家后，对赵尚芸表示困惑：“看来共产党对我不再信任了。”赵尚芸则安慰道：“不会的，你的过去和所做的一切，潘汉年都是了解的。你需要承受住考验！”

潘汉年涉两大罪

1954年9月，胡均鹤接到上级通知，说是要他去北京公安部汇报工作。没料到，他一到北京就被扣押起来，一关就是28年。1955年4月3日，潘汉年在北京出席全国党代会期间突然被捕，主要罪状有二：一是抗战期间背着党与汪精卫勾结；二是解放后掩护了以胡均鹤为首的大批中统潜伏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早在1944年底，国民党特务根据汪伪透露的情报曾向外揭露，说延安曾派李富春到武汉与日伪勾结，华中局曾派潘汉年到南京与汪精卫密谈“国共合作”的事。毛泽东指示有关方面找潘汉年核查，潘汉年没有交代，再次失去了一个机会。就在毛泽东接见潘汉年后不久，1945年2月23日，由毛泽东批发，刘少奇、康生共同署名的电报发给了饶漱石，电报中认定：“……至于敌伪及国民党各特务机关称汉年到南京与日方谈判并会见汪精卫等，纯属谣言污蔑。在利用李士群的过程中，汉年毫无可疑之处，反而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1955年3月15日，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和陈毅、柯庆施等六人从上海到北京参加中共代表大会。4月1日，毛泽东借“高饶事件”再次号召中央高级干部向党交代自己未曾交代过的历史问题。自从胡均鹤被抓以后，潘汉年一直忧心忡忡、郁郁寡欢。依照胡均鹤的经历与性格，作为唯一一个尚健在且能见证“潘汪会面”的证人，一定会向有关方面交代得清清楚楚。于是4月2日，潘汉年将自己这一段经历写了一份材料交给陈毅。陈毅自觉事大，连夜将材料交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公安部长罗瑞卿带人前去宾馆逮捕潘汉年，并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不可再信！”自此，潘汉年案件历经两年多审查，案情逐渐明朗。特别是关于潘汉年与汪精卫会面一事，调查结果亦昭然若揭。尽管如此，潘汉年依旧被长期监禁，起初被判15年，后又被追加无期徒刑。

潘汉年的两大罪状均与胡均鹤紧密相连。命运使然，这两位各自拥有截然不同背景的历史人物，却殊途同归，在同一座监牢中度过他们余生的最后岁月。

1982年，潘汉年的冤屈终于得到昭雪。次年，胡均鹤在年迈体衰的情况下获得保外就医，重获自由。胡均鹤之子随后向法院提出申诉。经过一番审理，法院最终为他平反，并对其为人民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肯定。胡均鹤，作为一位退休干部（鉴于他于1949年4月毅然参军，并在军旅生涯中建立了赫赫战功），被安置于上海市公安局老干部处工作，直至1993年3月因病辞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