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夫妇的干女儿，结局一个比一个坎坷，看哭了！

侄女忆周恩来：

三个干女儿命都很苦

引言：周秉德，周恩来侄女，曾感慨道，在烽火连天的战争岁月，其伯父周恩来收养了三位义女，然而她们的人生皆充满坎坷。其中一位不幸在飞机事故中丧生，另一位则因窑洞坍塌而遇难。而第三位在历经磨难后，终于在解放后得以安享生活，却在“文革”期间遭受了残酷的迫害，直至生命的终结。

在一段闲谈之中，邓颖超对周秉德倾诉道：“我和你伯伯共育有三名干女儿，她们的命运却颇为坎坷。”

1941年,邓颖超和叶挺夫人李秀文及女儿叶扬眉在重庆红岩村合影

一位是叶挺将军的千金叶扬眉，她与父母同乘那架最终不幸坠毁的航班，年幼之际便离开了人世；另一位则是他在南开求学时的同窗谌小岑的幼女，不幸在延安因窑洞坍塌事故遭砸身亡。

有幸活到解放后的，那就是孙维世。

在周秉德眼中，周恩来总理的养女孙维世，她那曼妙的身姿与娇美的容颜，宛若一位亲切可人的大姐姐。

孙维世，孙炳文烈士之女，早年亦与朱德同属军阀时代的军人。彼等于20世纪20年代初，毅然决然地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强烈愿望。

返国后，孙炳文肩负起了黄埔军校部门主任的重任，专责后勤事务。“在‘四一二’事变中，国民党特务将孙炳文逮捕，于上海龙华广场对他施行了残忍的腰斩。那时，孙维世的年纪尚不足六岁。”孙炳文英勇就义之后，妻子任锐携同子女四处漂泊。后来，任锐带着孩子们前往武汉寻找八路军，她的兄弟认出了他们。当时，维世姐姐年仅十五六岁。最终，这两个孩子得以被接纳，伯伯和伯母对这位小姑娘情有独钟，便收养她为干女儿，一同前往延安。

1939年，周恩来同志因手臂受伤，需赴苏联接受治疗。在毛主席的批准下，孙维世同志也随同前往。她在苏联潜心学习戏剧长达六年之久，直至新中国成立前夕，孙维世与李立三同志的夫人李莎女士、林伯渠同志的女儿林利同志一同返回祖国。

在“文革”的风云变幻中，我的父亲与伯伯分别下达了对养女孙维世姐姐的批捕令，这一决定均由伯伯亲自审批。至于维世姐姐不幸离世的消息，则是通过七妈的口传递给我的。

1967年9月，孙维世的兄长，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孙泱，被江青和陈伯达定性为“坏人”以及“日本、苏联以及国民党的特务”。仅仅数日之后，孙泱在人民大学的地下室不幸遇害。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的罪名，将孙维世的配偶金山监禁于牢狱之中。借此搜查金山“罪证”为由，对孙维世进行了一场彻底的抄家，大量信件与照片亦随之被掠夺一空。

随即，孙维世被江青扣上了“苏修特务”的帽子，于1968年3月1日被投入了监狱。

1968年10月14日，孙维世不幸遭遇惨烈离世，遗体上空无一物，仅剩那副手铐依旧紧紧束缚着手腕。家人悲痛地发现，她的头顶上插着一枚长达数寸的钉子。

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坚持要求进行尸检，然而，却遭到了以“尸体已焚毁”为由的婉拒。孙维世与周恩来总理一家之间长达十几年的深厚情谊，在面临这场灾难的时刻，亦未能为她提供最后的庇护。

自幼便与维世姐姐情谊深厚，听闻此事后，我心情沉重。伯伯在党内享有崇高的威望，我以为无人敢轻易冒犯，岂料竟有人意图将我的伯伯拉下马！”

叶挺之女叶扬眉，深受周总理的关爱，与父亲叶挺重逢仅36日，却不幸遭遇不幸。

周总理与叶挺将军，两位革命战友，相识已数载，彼此间敬重有加，支持不懈，情谊深厚，犹如手足。在叶挺将军与李秀文女士的婚礼盛典上，周总理荣任证婚人，见证了这一美好时刻。

周总理悉心栽培与提拔了叶挺，在北伐战争期间，叶挺所率领的独立团奋勇争先，锐不可当，令第四军荣获“铁军”之美誉。

自八一南昌起义爆发，叶挺肩负重任，护送身患重疾的周总理乘坐渔船，历经艰险抵达香港，自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生死情谊。广州起义虽告失利，叶挺被迫踏上流亡之路，唯有周总理挺身而出，为他发声，力证其清白。

周总理曾暗中资助流离失所、远在他乡的叶挺将军。

随着全面抗战的骤然爆发，新四军应运而生，而叶挺这位英勇无畏的将领，也荣幸地被推举为军长之职。但遗憾的是，第三战区对物资的严重克扣，使得叶挺对继续留任新四军产生了深深的疑虑。

闻悉此事后，周恩来总理屡次与叶挺进行坦诚深入的交流，其诚挚之情深深打动了叶挺，促使他决定继续投身新四军的战斗。在叶挺的率领下，新四军英勇作战，共歼灭五万余名日军及六万余名伪军，成功挫败了日军的皖南大扫荡，为抗战初期艰苦的环境贡献了不可或缺的力量。

1941年1月，那场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突然爆发。叶挺将军率领部队英勇抗击，浴血奋战长达八昼夜，最终不幸被扣押并遭受软禁之苦。

即便自身安危尚悬未决，叶挺却始终深切地牵挂着自己的几个孩子。为此，他把握住时机，将身边的三个孩子托付给了周总理照看。

周总理与邓颖超共同收养了三名子女，尽管他们膝下无子，却对孩子们倾注了无尽的爱心。目睹孩子们惊恐与悲痛的神情，邓颖超向周总理倾诉：“这些孩子失去父母的庇护，实在令人痛心，我们务必竭尽所能地呵护他们。”

在经过一番深入的讨论后，周总理与邓颖超共同决定，将年长的两个子女送往延安深造，而最小的扬眉则留在家中，成为他们家的养女。邓颖超对扬眉的疼爱如同慈母，每当用餐时，她总会将碗中的肉夹给扬眉；而每当扬眉夜间不慎踢掉被子，邓妈妈总会不厌其烦地多次为她重新盖好。

经过一段日子的共处，小扬眉性情逐渐敞亮，竟开始亲昵地称呼周总理为“周爸爸”，对邓颖超也以“邓妈妈”的昵称相称。

周恩来与夫人共同努力，力图拯救叶挺，然而对方却执意不肯屈服。面对此情此景，周恩来愤懑难平，挥笔写下十六字箴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即便身处牢狱，叶挺仍备受友好的对待，但他立誓以生命彰显其志向。他致信蒋介石，信中言辞锋利，直指其缺乏诚意，并以讽刺的笔触批评其对道义、节操与人格的所谓尊重。

在信函中，叶挺提出了一项恳求：他甘愿接受死刑，却渴望能将所有被俘的新四军干部，无论其政治身份如何，予以释放。尽管顾祝同、陈诚等人士试图说服叶挺归顺，但他却坚定地拒绝接受任何诱惑。

陈诚不惜开出六战区副司令长官的高位，然而叶挺却痛斥他们为日本侵略者提供了助力，这令陈诚感到极度的尴尬。

叶挺将军曾在江西上饶、湖北恩施、广西桂林等地被拘禁，最终被转移至重庆。在赴重庆的途中，敌人曾赠送他一套全新的将军制服，然而叶挺将军却执意身着破旧的新四军军装。

女儿小扬眉已日渐长成，聪慧如她，早已洞悉父亲的遭遇，深知他正遭受敌寇的囚禁。周总理与邓颖超时常向她述说叶挺将军的英雄事迹，使她深刻认识到，父亲乃一位无畏抗击外敌的英勇战士。

一日，周总理向小扬眉吟诵了一首诗篇，其中蕴含了他对自由的渴望，以及对人无法从狗洞中爬出的坚定信念。他热切期盼着革命之火能将束缚自己的“活棺材”焚毁，从而获得永恒的生命。

小扬眉追随父亲叶挺亲笔书写的字迹，轻声吟诵着“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求得永生”。虽年纪尚幼，她却能深刻体会到诗句中流露出的坚定与决绝，这乃是一首属于那个时代的“正气之歌”。

著名诗人郭沫若览毕此诗，情不自禁地激动赞叹：“这堪称真正的诗篇，它乃是用生命之火与热血铸就。”事实确凿，叶挺的《囚歌》内蕴着崇高的抱负与深邃的洞察，他洞悉了苦难的本质，却未曾被苦难所屈服，反而以坚韧的意志超越了苦难的桎梏。

正是这份坚定不移的志向，支撑着叶挺在牢狱中渡过了那漫长的五年岁月。

1946年伊始，历经艰辛的磋商，叶挺将军终于重获自由之身，与他一同获得释放的还有廖承志同志。此次获释的代价是以敌方五位高级将领作为交换条件。

叶挺将军获释归来，首要之举便是递交了入党申请。他语气坚定地表示：“我自始至终的夙愿，便是能够成为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员，在党的领导下，竭尽所能，投身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征程。”

我恳请中央对我是否具备入党资格进行审核，并期盼能尽快收到相应的回复。

叶挺将军的亲笔信，周总理当日便已收悉。彼时，他正与夫人小扬眉同在西安。周总理激动地向小扬眉宣告，你父亲已经获释出狱了！

小扬眉眉开眼笑，兴奋地宣称：“肯定是敌军遭遇了挫败，被迫同意释放我父亲，让他得以光荣地重获自由。”周总理回应道：“正是我们动用了五位勇士，才成功将你父亲与廖承志叔叔置换回来。”

一听此言，小扬眉气得眼眶泛红，几乎要落泪。她眼中那双灵动的美丽眸子充满怒火，愤愤地反驳道：“骗人！爸爸怎么会同意用坏蛋来交换！”

何树英，周总理的昔日秘书，在岁月流转之后，曾感慨地回忆道：彼时，扬眉那双宛若澄澈明镜，不容丝毫尘埃的眼睛，给我的心灵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每当忆起，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小扬眉的内心纯净无瑕，纯净到她无法相信，善良之人需以恶人的代价方能重获自由。

周总理亲切地抚摸着小扬眉的头顶，耐心地向她解说，那些坏蛋极其狡黠，为了规避不必要的麻烦，不得已只得应允他们的无理要求。翌日，周总理乘坐飞机抵达重庆，携同小扬眉一同前往会见叶挺将军。

亦是在这一天，叶挺接到了一封来自延安的电报——这电报经毛主席精心打磨，反复修订：你自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起，已英勇奋斗二十余载，历经重重磨难，你的赤诚与民族、人民之间的深情厚谊，早已深植于亿万同胞的心中。

经慎重考虑，我们特此决定吸收你成为我党的成员，并向你表达由衷的祝贺与诚挚的欢迎。

周总理与小扬眉同乘美国C-47运输机飞往重庆，然而，途中天气状况恶劣，飞机不断被冰雹击打，发出砰砰的巨响，小扬眉因而惊恐不已。周总理进入驾驶舱与机长沟通后，决定舍弃部分货物与行李，但问题依旧未能得到解决。

机长紧急发布指令，要求众人迅速背上降落伞，并在必要时果断跳伞逃生。在安抚众人的同时，周总理敏锐地捕捉到了小扬眉的抽泣声，他缓步走到她身边，轻声安慰，让她不要感到恐惧。

小扬眉泪水涟涟地告诉周伯伯：“我并未携带伞包……”她于机舱中孤独地藏匿于角落，众人沉浸在忙碌之中，竟不察她身侧，将她遗忘在分配降落伞的行列之外。

周总理立刻站起来，从身上解下伞包，帮扬眉背好，并且鼓励她说：“扬眉，要勇敢些，效仿你父亲，勇往直前，无所畏惧！”

须知，彼时局势紧张，机长已下令命人守候在舱门旁，随时准备开启舱门，让众人得以跳伞逃生。周总理临危不惧，毅然决然地率先解开自己的伞包递给了扬眉，他那无私无畏的品格，令人肃然起敬，也深深触动人心。

稍后，飞行员寻觅到了另一个伞包，并随之向周总理敬以有力的拇指点赞。

幸而机组人员锲而不舍的努力，飞机终得突破寒冷气团的重围，顺利脱险。飞机先行返回西安，并于下午两点再度升空。

此次航班攀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众人普遍感到空气稀薄，周总理遂请飞行员紧急送来氧气。他并未率先使用，而是将氧气面罩递给了反应最为剧烈的江青女士。

随着江青病情有所好转，她便将氧气罩递给了小扬眉。但小扬眉在接过氧气罩之后，却毅然决然地拒绝使用，她坚持要等周总理先吸。

周总理婉拒，她便将氧气罩轻轻置于他的鼻端，泪流满面地央求道：“周伯伯，请您吸一吸，若您不吸气，我也不愿再吸一口。”面对高空中的严重缺氧，众人呼吸都显得愈发艰难，小扬眉的脸色更是苍白得几乎透明。

凝视着小扬眉那苍白无力的面容，耳畔传来她那稚气却充满真挚的话语，在场的每一个人都不禁眼含泪光。尽管年仅11岁，小扬眉却强忍着身体的痛苦，坚持让周总理优先吸氧，只因她深知，周总理才是那个真正关怀与疼爱她的人。

身旁之人或许会慷慨地为你递上一副氧气面罩，却绝不会为你准备降落伞。

小扬眉终于在山城重庆与阔别五年多的父亲重逢，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她泪眼盈盈，投入父亲的怀抱，紧紧攥住他的衣襟。叶挺，这位坚如磐石的汉子，在见到女儿的那一刻，也不禁眼含热泪，流露出难以抑制的喜悦。

但是，他立刻悄悄擦干了眼泪，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个应该开心的时刻。为了让她开心起来，叶挺从身后拿出一个白布包袱，故作神秘地问道：“扬眉，你猜猜我手里的是什么？

猜对了，爸爸就送给你！”

小扬眉止住了哭泣，她的好奇心被那个包裹所吸引，经过一番尝试，她终究未能解开其中的谜团。于是，她鼓起勇气，毅然决然地掀开了那层白色的布料。

四只毛茸茸的小兔子跃然眼前，小扬眉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她毫不犹豫地，哪怕叶挺并未明确表态（叶挺自会赞同），也径自将装满小兔子的笼子紧紧抱在怀中。

这四只兔子，叶挺在狱中悉心照料，它们成了他漫长而孤独的囚禁生涯中的忠实伴侣。此后，周总理亲自出面，安排李秀文从广州远赴重庆，终使叶挺一家得以团圆。

听闻此讯，小扬眉情绪激昂，向叶挺倾诉道：“已有两年余，我未曾与母亲和弟弟相见！”李秀文携幼子抵达重庆，一家四口便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开始了宁静而幸福的生活。

叶挺仿佛重拾了青年时期的朝气与活力。然而，他的内心很快便无法平静，对继续投身战场的渴望如烈火般燃烧，即便他的身体尚未完全康复。

在新的四军阵营，陈毅等资深部下纷纷联名致信，热切地邀请叶挺将军重返队伍。

1946年4月8日，在叶挺将军与“小扬眉”阔别36天后，他们一家四口乘坐C-47型运输机，踏上了回家的旅程，目的地是延安。

小扬眉自西安踏上重庆之旅，所乘航班恰与此次航班型号相仿。然而，前次航班险些遭遇事故，而此次从重庆返程西安，却不幸遭遇了意外。

当日下午，航班穿行于浓密云层之上，掠过延安地域，偏离了既定航线。在北行的路途中，继续飞行超过两百公里，最终抵达了山西兴县的领空。

彼时，兴县上空乌云压顶，一架飞机在厚重的云层中挣扎前行，不幸撞上了海拔2000余米的黑茶山。机上共有17名乘客，全部遇难，无一幸免于难。他们中包括叶挺将军、李秀文、叶扬眉、叶阿九一家四口，以及王若飞、秦邦宪（博古）、邓发、黄齐生、李少华、黄晓庄、赵登俊、魏万吉等八位民族英雄，还有四名外籍机组人员。

延安举行“四八”烈士悼念活动

叶挺英年早逝，举国同悲，无数人被他的英勇事迹所触动，热泪盈眶。特别是叶挺本人，他在牢狱中度过了长达五年多的艰苦岁月，甫一重获自由便全身心投入工作，他的离世对整个民族而言，无疑是一大损失。

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含泪挥毫，创作了百行篇幅的哀悼长诗《哭叶军长》。诗篇的末尾，他以深情笔触倾诉：“你的英勇牺牲，让革命之恨长存，纵使百身相抵，亦难赎回此憾。”

我衷心期盼您的遗志得以传承，滋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将军的英灵啊，请归来吧，归来吧！”与此同时，无数人士亦挥毫泼墨，撰写悼词，并在各地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

周总理与邓颖超的哀痛，远超常人之所感。众人虽仅以哀思缅怀叶挺，却亦对叶挺那可人小女扬眉，寄予了深切的哀悼。

1945年，周恩来夫妇的养女——谌曼里英勇献身。

周恩来与邓颖超在革命的岁月里相互支持，感情深厚。虽然他们未能有自己的亲生子女，但这并没有削减他们对孩子的关爱。在动荡的战争年代，他们曾收养过许多革命烈士的孩子，也照顾过那些在战线工作的人们的子女。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同样照顾了社会孤儿以及亲戚家的孩子。因此，周恩来和邓颖超被传为收养了很多干儿子和干女儿。然而，实际上，他们真正认的干女儿只有三位：叶挺之女叶扬眉、共产党员孙炳文烈士的子女孙维世，以及一位鲜为人知的干女儿。

周恩来及夫人行事谨慎，对收养干女儿之事始终秘而不宣。因此，即便是在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周家亲友，直到很久之后，都无从知晓这位第三位干女儿的身份。直至1968年，邓颖超向侄女周秉德首次透露了这一秘密。她解释说：“实际上，我们真正收养的干女儿仅有三位。一位是叶挺将军的独女，不幸在年轻时就随父亲在飞机事故中丧生；另一位则是在延安期间，遇大雨窑洞坍塌，不幸遇难；而与我们共同度过了最长时光的，则是孙维世。”至此，公众方才得知周恩来夫妇竟有第三位干女儿，那位在窑洞坍塌中牺牲的干女儿身份之谜也随之揭晓。

穿越历史的烟云，肖甲同志，一位曾亲身见证那场悲剧的同志，不禁回忆起那段令人心碎的过往。1945年10月31日，为了庆祝抗战的胜利，以及为即将踏上各解放区征程的领导干部送行，延安平剧院在杨家岭精心上演了一出《三打祝家庄》的平剧。演出落幕，现场气氛依旧高涨，演员们在舞台道具清理完毕后，一同移步中央党校食堂，享用了一顿丰盛的夜宵。餐后，他们便各自返回宿舍，安度了那晚的宁静时光。

1940年，谌曼里在陕北公学院学习。

彼时，演员们居于山道拐弯处的一排三孔窑洞之中。其中，空间较宽敞的一孔窑洞，肖甲与两位男同志共挤一室，中间的窑洞则由另一位男同志占据，而上方较小的一孔，则被女同志们所分配。临近分别之际，众人心中满是难舍，难以入眠，对延安这片热土以及并肩作战的战友们，满怀眷恋。夜深人静，肖甲与两位男演员依旧辗转反侧，未能成眠。肖甲手捧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阅读，忽闻住在中间窑洞的同志惊呼：“快来瞧，窑洞的壁纸裂开了！”众人急忙走出窑洞，耳畔传来周围细小物品落地的声响。起初，众人以为下了雨，但伸手触摸，却空无一人，抬头仰望，月亮高悬，天空并无下雨的迹象。

随着窑洞中“唰唰”声的逐渐增大，几位男性同伴立刻提高了警惕，纷纷猜测：“难道窑洞要坍塌了吗？”恐惧感迅速在人群中蔓延，他们竭力呼喊，企图唤醒上方窑洞中的女同伴。女同伴慌乱中穿衣奔向室外。就在这时，声响变得更为剧烈，紧接着传来一声巨响，中窑的灯光瞬间熄灭，窑洞的主要支撑梁断裂。男同伴们急忙呼喊“快走”，但已为时过晚。就在他们发出“快走”的呼喊时，山体土壤开始倾泻，肖甲只感到尘土飞扬，随后陷入无边的黑暗，被泥土掩埋。

一位反应敏捷的同志迅速跃下悬崖，同时大声呼喊求救，这一举动惊动了京剧研究院的同事们。众人纷纷拿起铁锹，投入到救援行动中。肖甲由于埋藏不深，很快得以被救出，他在生命的最后一息，用尽全部力气告知救援人员，他身后还有两位同伴同样身处险境。救援队伍立刻重新挖掘，然而遗憾的是，最终被发现的两位同志已无生还迹象，其中一位便是周恩来夫妇的第三位女儿——谌曼里。

谌曼里，生于1922年，其父谌志笃曾与周恩来在天津共事，是革命时期的密友。谌志笃，一位典型的文化人，如众多同辈般，在外地奔波谋生，谌曼里自幼便随父母四处迁徙。她对文艺充满热爱，课余时间常沉浸在各类文艺书籍的海洋中，这为她的艺术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石。面对国家动荡不安的局势，谌曼里自小便培养出了坚韧与独立的个性。七七事变爆发之际，她果断中断学业，奔赴重庆投身抗战事业。在重庆涪陵的野战医院，她担任护工，悉心照料伤病员。然而，面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谌曼里在医院并未感受到抗战的真正决心，于是，她与几位好友一同前往抗日前线更近的汉口，投身于国民党102师。

经过在102师服役数月，台儿庄战役爆发，102师终究未能抵御日军的猛烈反扑，导致部队全线崩溃。失去了庇护所的谌曼里被迫向河南方向撤退，一路上饱受饥寒交迫之苦。所幸，她在汉口得到了102师副官的援助。1939年的夏日，谌曼里在父亲的安排下，被送到周恩来夫妇面前。周恩来和邓颖超对她谈吐不凡、才貌双全印象深刻，对她十分喜爱，于是将她收为义女。谌曼里欣然同意，并跪地称他们为“干爹”“干妈”。

周恩来与邓颖超对谌曼里疼爱备至，将她带到延安精心培育。谌曼里亦奋发图强，不久后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0年，随着病情的加剧，周恩来夫妇将她从延安转送至重庆接受治疗。在周恩来夫妇的身边，谌曼里度过了数月时光，期间，他们之间的感情越发深厚，谌曼里亦从中汲取了丰富的革命力量。

1941年，谌曼里在父亲离世后前往重庆奔丧，归来后便投身于延安的革命事业。她加入了延安的业余剧团，并全身心投入于各类演出。在延安度过的五年间，她的声誉日益攀升，革命事业亦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然而，正当她的事业即将迎来新的巅峰之际，一场突如其来的窑洞坍塌意外夺走了她的生命。周恩来与邓颖超闻讯后，痛彻心扉，深感愧疚。

谌曼里将青春的热血献给了革命事业，甚至在临终之际，她将两个儿子托付给了乡邻。她的英勇牺牲后，周恩来夫妇曾不懈地四处探寻她的两个儿子的下落，却因动荡的时局而始终未能查明他们的去向。直至谌曼里英勇就义六十五年后，她的大儿子终被寻回，紧接着，小儿子也回到了他们的怀抱。

叶永烈：孙维世冤死狱中

在江青所编制的“仇人”名录中，孙维世亦名列其中。

1966年10月3日，江青踏入了毛家湾。位于北京西城，这里藏匿着一条毫不起眼、灰暗无光的胡同。她的轿车驶入一道由军人守卫的大门，穿过一座大院，转了个弯，便映入眼帘的是一幢由灰砖砌成的平房。从外观看来，这栋房子显得极其“朴素”与平凡。

踏入这座宅邸，便会发现其独特的建筑风格：其墙体结构中，外层与内层墙壁相隔约两米，形成一道奇特的分界。外层墙壁上开设着窗户，内层墙壁同样装饰有窗棂。

林彪住宅独具一格，无论其行宫建于何方，均遵循这一构造模式。此举不仅为追求优良的隔音效果，更是出于对安全的深谋远虑。

江青此次到访，其目的在于与叶群商谈“合作”。她曾对叶群直言：“你若能帮我去除心头的眼中钉，我定当助你铲除那些私敌。”

江青在列举自己的对立者时，除郑君里、王莹之外，还特别点出了北京青年艺术剧院的女导演孙维世。

孙维世的身世，其丈夫金山对其有着详尽的描述，叙述清晰明了。

维世女士，革命先烈的子女，乃孙炳文同志与延安时期的“妈妈同志”任锐之女。孙炳文同志与朱德同志情谊深厚，亦为周恩来同志的战友。早年，孙炳文同志投身辛亥革命，并于二十年代初与朱德同志一同赴欧洲寻求马列主义的真谛。经周恩来同志引荐，他们一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旅欧支部。归国后，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孙炳文同志投身于广州黄埔军校的工作。周恩来同志离任广州之际，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之职及总教官之责托付于孙炳文同志。北伐战争期间，孙炳文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后方留守主任。1927年4月，遵照党组织指令，他从广东水路前往武汉，途中不幸遭遇“四一二”事变。因汉奸褚民谊告密，船只抵达上海时，孙炳文同志被蒋介石的特务与法帝国主义的巡捕逮捕入狱。蒋介石密令迅速处决这位杰出的共产党员。一周后，孙炳文同志在上海龙华特务处遭受腰斩之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烈士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

任锐同志，一位光荣的革命先辈，曾在辛亥革命的风云年代，穿梭于平津两地，为同盟会秘密运送军火。即便腹中怀揣着尚未降临人世的幼女，她依然坚定地站在北京临时政府的大门前，与革命群众并肩作战，与手持枪械的反动军警展开了殊死搏斗，不幸腹部受伤，但她依然顽强地坚持在战场上。孙炳文同志不幸牺牲后，任锐同志毅然决然地投身地下工作，继续与阶级敌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经重重磨难。抗日战争爆发之际，她携三个子女（孙泱、孙维世、孙名世）一同奔赴延安，同时留下了一子一女隐蔽于国统区，由烈士的友人细心照料与抚养……[5]

金山这样写及孙维世如何成为周恩来的干女儿：

1937年，正值花季的维世，年仅16岁，便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寻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的路途，渴望前往延安。然而，由于她年轻的面孔，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对她并不熟悉，因此拒绝了她的请求。维世在门口久久不肯离去。恰巧，周副主席从外面归来，目睹了她在路边失声痛哭。经过一番询问，才得知这位少女竟是我国老战友孙炳文烈士的女儿。周副主席立刻将她引入办事处，紧紧地拥抱着她，细心地端详着，回忆着这个在广州时就已相识的孩子，忍不住连声呼唤：“孩子！孩子！……”不久之后，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派遣专人将维世安全护送到延安；此后，他们时常写信给她，给予她鼓励与指导。两位老人怀念忠烈，对维世如同己出，并向任锐同志表达心愿，愿将这位烈士遗孤视作自己的女儿。任锐同志对此欣喜不已。周副主席还写信对维世说：“你是我向党负责的女儿。”维世对周副主席和邓颖超同志充满敬意与爱戴，将他们视为亲生父母，常常前往探望，或住在他们身边。每当他们相聚，都洋溢着革命家庭的天伦之乐。1938年，十七岁的维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

1939年，孙维世随周恩来夫妇一同前往莫斯科。自此，她投身于苏联，潜心研习戏剧表演与导演技艺。直至1946年，她才踏上归途。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与斯大林会晤之际，年仅28岁的孙维世肩负重任，担任代表团翻译组组长，紧随毛泽东和周恩来左右，执行着机密而重要的工作。

自1950年起，孙维世担纲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导演一职。同年9月，她执导的苏联戏剧《保尔·柯察金》在北京的公演引发了巨大的轰动。1952年，孙维世执导了果戈理的经典剧作《钦差大臣》，1954年，她又执导了契诃夫的名剧《万尼亚舅舅》，两次均取得了圆满成功，充分展现了她在导演艺术上的卓越才华。在此期间，她还积极参与了中国儿童艺术剧院的创建工作，并翻译并执导了苏联童话剧《小白兔》，成为新中国儿童戏剧领域的开拓者之一。1954年至1956年，孙维世同时担任中央戏剧学院导演干部训练班主任，翻译了众多苏联戏剧理论教材，包括米·戈尔卡柯夫的《导演教程》等；她还翻译了哥尔多尼的名剧《女店主》、《一主二仆》，并将其作为训练班的演出剧目；并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导演骨干。1956年夏日，孙维世受命与欧阳予倩携手创建中央实验话剧院，担任副院长兼总导演。她执导的《黑奴恨》、《叶尔绍夫兄弟》等作品，均为导演艺术领域中的创新之作。

1964年春，我倾注心血创作并执导了一部以大庆人为原型的话剧《初升的太阳》，这部作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话剧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标志着专家与群众首次成功融合，共创艺术佳话。

孙维世曾荣任第一、二、三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委员，以及中国戏剧家协会的第二届理事。

一、江青与孙维世相识甚早。当年，蓝苹踏入上海业余剧人协会之际，年仅十四岁的孙维世便已改名易姓，彼时亦置身其中，对江青的过往了如指掌。

二、1950年10月14日，孙维世与金山喜结连理。金山与江青素来势同水火。往昔，在王莹与江青为《赛金花》一角的竞演中，金山对王莹予以坚决支持，二人携手登台，同台献艺。

三、孙维世乃周恩来之干女儿。江青将心中对周恩来之不满，尽数倾泻于孙维世身上。

四、在延安期间，任白戈创作了话剧《血祭上海》。江青意图抢镜，积极争取扮演资本家的姨太太一角，而孙维世则饰演大小姐。首场演出时，毛泽东亲临现场观摩。然而，与江青的预期相反，大小姐的形象显著超越了姨太太，这让江青心生嫉妒。

除却前述的四项原因之外，尚有一项鲜为人知的因素。

在黑雁男所著《十年动乱》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江青的文字：“青年艺术剧院的孙维世，在延安之地，凭借当时的容貌，夺去了我心中热恋的一位才子。” [7]

江青与孙维世，原本同属话剧界同仁，自20世纪30年代起便结下梁子。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怨叠加新仇，孙维世在江青眼中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钉子。

孙维世和金山

1967年12月，江青以“特嫌”之名，将孙维世的配偶金山投入了监牢。以搜寻金山的“罪证”为借口，对孙维世进行了抄家，夺走了她的大量信件与照片。随后，孙维世被江青冠以“苏修特务”的罪名，于1968年3月1日被戴上手铐，投入了监狱，她被定性为“关死对象”！

孙维世在狱中“关死”。

那不过是她入狱短短七个多月——1968年10月14日，她便在狱中遭遇不幸，命丧囹圄。

闻悉消息，周恩来深感震惊，察觉其中必有隐情。他随即下令对尸体进行解剖，以查明真正死因。毕竟，孙维世年仅47岁，而且平日里身体状况良好。

孙维世尸体火化，未解剖。

孙维世的配偶金山曾身陷囹圄长达七年零四个月，直至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方于1975年重获自由。然而，当他走出监狱之门，方才得知，他的妻子已在七年前不幸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