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卫立煌被列入战犯名单，却激动落泪：这下我终于有救了！

1949年初，正当中国历史正处于动荡不安的关键时期，中共中央公布了一份战犯名单，该名单一出，立即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极大恐慌。

然而，当卫立煌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时，他非但没有恐惧，反而激动得泪流满面，心中感慨万分：“我有救了！”

那么，卫立煌为何面对“战犯”的指控，却如此乐观，认为自己得以重获新生呢？

1938年春季，战争硝烟弥漫之际，卫立煌心生前往延安的愿望，意图亲自拜访毛主席。

那时，他身为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刚刚在韩信岭战役中遭遇败绩，部队士气受挫，战局陷入僵持。

依照常规，他理应留在中条山部署后续防御措施，然而，他采纳了秘书赵荣声的建议，决定亲自前往延安，与毛主席面对面交流。

数日后，卫立煌身着军装，从延水关出发，历经颠簸，直赴延安。

同行的还有几名随员，他们对这次“访问”并不感到轻松，毕竟，这是一次极其敏感的行动。

在那个时局下，一个国民党高官主动前往延安，意味着什么，谁都心知肚明。

当他们抵达延安时，已是傍晚时分，延安城门口聚集着许多前来迎接的人，他们高举着横幅，齐声呼喊着“欢迎卫副司令！”

这令他震撼不已，他从未想过在中共的地盘上，会享受到这样的尊重与礼遇。

而毛主席也正在窑洞门口等候着他，一见到他便同他亲切地握手，如同朋友见面。

毛主席邀请卫立煌入座，同时以轻松的语调表示：“我们中国人，必须自救。”这句话非同寻常的政治标语，却如钉子般深刻地烙印在卫立煌的心中。

那一晚，两人直至深夜才结束深入的交谈，话题涵盖抗战的整体布局、军事部署以及民族的未来。

毛主席言辞流利，尤其是他所阐述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令卫立煌感到耳目一新。

在此之前，卫立煌对共产党保持警惕和距离，这种态度主要源于国民党宣传中“共产党是乱党”的固有观念。

毛主席的思维条理分明，逻辑严密，在阐述中国抗日战争需调动全民之力、唤醒民众觉悟、以持久战策略削弱日本时，卫立煌全神贯注地聆听。

那个夜晚，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并非由于窑洞的简陋或是夜间的寒冷，而是内心首次对过往的政治立场产生了动摇。

他逐渐领悟到：共产党并非他先前所想的那般，或许在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这场战争中，他们才是真正洞察战争本质的群体。

翌日清晨，毛主席陪同他参观了八路军的军工厂与医院，尽管设施简陋，但每个人都在勤勉地工作。

在国军服役期间，他早已对补给中断、后勤管理混乱的现象习以为常。然而，眼前这群衣衫褴褛、食物粗糙的共产党人，却能将一切打理得井然有序，工作效率出奇的高。

这让他心中油然而生敬意。午餐时分，毛主席又邀请他参加了“延安宴”，所谓的宴席，实际上只是一碗窝窝头、几块红薯干以及一盘炒菜。

毛主席幽默地说：“我们共产党人并不追求奢华，粗茶淡饭便已足够款待。”

卫立煌手持碗筷，第一次品尝到红薯干时，竟觉出别样的美味。在即将告别之际，卫立煌向毛主席提问：“你们这样坚持抗战，难道不担心资源耗尽吗？”

毛主席坚定地回应：“我们的力量，源自于人民！”

返抵西安后，卫立煌秘密地将一批极其重要的战略物资分配给了八路军，这些物资包括上百万发子弹、数十万枚手榴弹，以及牛肉罐头、军服、电话设备和药品等。

作为一位国民党将领，这是他首次也是唯一一次“违背”军令，但也是他一生中最为无悔的选择。

他深知，这批物资不仅能够拯救无数八路军战士的生命，更将为整个民族带来新的希望。

坚守抗日立场

在抗日战争期间，无论身处何种职位，面对何种压力，卫立煌始终坚持一个信念：以抗日为首要任务，枪口一致对外。

然而，蒋介石对共产党始终抱有深深的疑虑，不断发布“反共”指令，导致各地摩擦不断加剧。

晋冀豫地区的八路军根据地，成为了国民党眼中的眼中钉。1940年夏季，一纸密令从重庆传至前线，要求卫立煌集结兵力，迫使八路军撤离上党地区。

收到命令的那天，卫立煌在办公室内久久沉思。服从命令，意味着与共产党兵戎相见；违抗命令，则可能激怒蒋介石，导致自己被贬黜甚至软禁。

幕僚建议道：“司令，不妨暂时迎合上级的意愿。”

卫立煌却摇头回应：“我们奋战在抗日前线，而他们却在后方攻击自己的同胞，这究竟是什么样的抗战？”

最终，卫立煌选择了表面上遵从，实则背地里不遵从的策略。他在回复电报中声称，上党地形险恶，不宜轻易进驻，若强行接管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

他没有明确表达反对意见，只是在执行上采取“拖延策略”，私下里更是下令部队不得对八路军采取敌对行为。

在军令与个人良知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卫立煌的这种消极反抗行为激怒了蒋介石，短短数月后，他就被调离原战区，转任闲职。

沉默对决

随着抗战的结束，蒋介石挑起了内战。1948年，东北的战局动荡不安，国民党军队接连遭受挫折，局势岌岌可危。

忧心忡忡的蒋介石忽然想起了远在法国进行“考察”的卫立煌。作为“五虎上将”之一，卫立煌不仅经验丰富，且在政治上颇有手段。

此刻，他正在欧洲和美国考察军事。蒋介石下令他立刻回国，接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一职，全权负责指挥对东北解放军的围剿战略。

表面上看是信任有加，实则是在将他置于险境。卫立煌经过考虑，决定不拒绝命令，却也不立即行动，表面上服从，实际上按兵不动。

1948年春季，卫立煌重返南京，蒋介石亲自接待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立煌，东北的战局不能再有败绩，你是我唯一信赖的资深将领，务必确保我们这片国土的安全。”

卫立煌鞠躬回应：“定当不负使命。”

随后，他抵达沈阳，正式担任“东北剿总”总司令一职。此时，解放军在东北已形成包围态势，以锦州、长春、沈阳为支柱的防御体系正面临严峻挑战。

廖耀湘、杜聿明等将领纷纷向他请求出战，希望能通过一场决战来扭转战局。

然而，卫立煌在每次会议中都反复强调：“共军擅长围城打援，我军不宜轻举妄动，必须坚守阵地，等待时机。”

蒋介石并未未察觉到卫立煌的“拖延”，屡次通过电报催促他“解除锦州之围”，但卫立煌总是以“时机尚未成熟”为借口敷衍了事。

辽沈战役正式展开，东北野战军以迅猛的速度攻克锦州，廖耀湘兵团被完全包围。

蒋介石再次命令卫立煌进行支援，但他仍旧采取同样的策略，以“沈阳是根基，不可轻易离开”为由拒绝。

即便顾祝同被派往沈阳进行“督战”，卫立煌也仅是召开冗长而无果的会议，直至战机丧失，锦州最终沦陷。

这种“按兵不动”的战略在战术层面上无疑是彻底的“失败”，国民党在东北战场的败亡，与卫立煌的不作为紧密相连。

战事落幕之际，蒋介石震怒不已，遂将卫立煌解职并加以审查，甚至怀疑他“勾结共党”，将他软禁于南京。然而，他深知共产党不会将他遗忘。

不久之后，人民日报公布了战犯名单，其中赫然出现了“卫立煌”的名字，他的眼眶不禁泛红。

众人以为他会大发雷霆，却没想到他仰天长叹：“共产党并未忘记我，我有希望获救了！”

随着战犯名单的公布，卫立煌的名字位列其中，国民党内部对他的疑虑逐渐消散。加之蒋介石不久后下野，卫立煌趁机逃离了软禁，逃往香港隐居。

重返故土

1950年春，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屹立于世界东方，然而在香港的卫立煌，仍在期盼着那封电报，那道召唤。

自1949年从南京逃出，历经辗转抵达香港，卫立煌便未曾踏出这片殖民地的土地半步。

蒋介石曾多次派人劝说他前往台湾，有的用旧日的情谊感化，有的以高官厚禄诱惑，但卫立煌始终不为所动。

在香港的岁月里，卫立煌过着极为低调的生活，他不再关心时局，不加入任何政治团体，只是沉浸在书籍和回忆之中。

众所周知，他的目光始终未曾偏离北方，内心深处的认知让他确信，中共并未将他遗忘。

在1955年，中央向海外友好人士发出邀请，希望他们回归祖国大陆。周总理得知卫立煌有此意向后，立刻写信邀请他。

卫立煌收到邀请信后，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同年3月15日，他携夫人韩权华，从香港出发，经过澳门抵达广州。

到了四月初，他和夫人一同北上至北京，周恩来总理亲自前往车站迎接，朱德也提前在北京饭店等候。

4月2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设宴款待卫立煌。在宴会上，主席并未过多涉及“反蒋”或“归顺”的话题，而是谈论了国家的大势和民族的未来。

毛主席深刻地指出：“先生返归，犹如一面旗帜，象征着我国民族迈向团结。”此言触动卫立煌之心，促使他挥笔写下《致台湾战友书》，字句间流露真挚情感。

他严肃声明：“台湾是我国不可分割的领土，任何企图用武力分裂祖国的举动，都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

这篇文章迅速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引发了两岸的强烈共鸣，使卫立煌的名字再次闪耀在历史的舞台上。

自此，卫立煌不再只是“被遗忘的战犯”，而是成为了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委。

他出席关键会议，并发表一致性的演讲，频繁深入到民族团结工作的前沿，面对某些人的嘲讽称其“立场不定”，他却轻松回应：“我从未改变，我始终是那个立志为国家奉献一切的人。”